卷五「新城北录下」有一条极清楚的分层：「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戏文亦间用元人百种，而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戏。此又土班之甚者也。」同是花部，郡城称「本地乱弹」，四乡称「草台戏」，差别在演员来源与演出条件。 底本接着写：「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这句话把场合也分开了：郡城正式场合重昆腔，称堂戏；本地乱弹用于祷祀，即赛神、还愿这类民间仪式。声腔、场合、观众三者对应，不是随意混用。 为什么四乡的草台戏被写得更「俚」？底本给了两个判据：一是「自集成班」，不是盐务官养；二是「音节服饰极俚」，即唱腔与行头都粗糙。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资源判断：没有官班那样的人力与行头，只能因陋就简。 读这条要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把「草台戏」当成低等艺术，也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的民间戏曲。底本说的是乾隆时期扬州城外的一种临时班社形态，它的观众是祷祀场合的乡民，不是园亭里的文人。 还有一层：底本把「本地乱弹」列在花部之下，说明花部并非只有京腔、秦腔，也包括扬州土腔。花部的范围比后世想象更宽，这是本书提供的现场证据。 底本还写「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这把演出场合钉死在仪式上。祷祀有固定节期、固定观众、固定酬神目的，戏班不需要创新剧目，只需熟套。因此土班剧目多沿元人百种，唱腔也少变化。资源与需求互相约束，形成闭环。资源、场合、观众三者互相约束，土班因此稳定而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