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一切都结束了，谢天谢地！”——这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同哥哥最后道别时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哥哥直到第三次铃响还用身子挡着车厢入口。她在自己的沙发椅上、安努什卡身旁坐下，朝卧铺车厢的半明半暗里环顾了一周。“谢天谢地，明天就能见到谢廖扎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的日子又要照旧过下去，美好而习惯的日子。”

安娜一整天都怀着那种心事重重的情绪，此刻她高高兴兴、利利索索地安顿旅途的座位：她用灵巧的小手开了又锁上那只红袋子，拿出靠枕放在膝上，把两条腿仔细裹好，安安稳稳地坐定。一位生病的太太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位太太同她攀谈，一个胖老太婆裹好腿脚，对车厢里的暖气评头论足。安娜同太太们敷衍了几句，看不出这谈话有什么趣味，便叫安努什卡拿出手提灯，挂在扶手椅上，又从手提包里取出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起初她读不进去。先是乱哄哄的走动声打扰她；接着火车开动了，又不能不听那些声响；后来是拍打左边车窗、粘在玻璃上的雪，是那个裹着衣服、半边身子落满雪、从旁边走过的列车员的身影，还有关于外面这场可怕暴风雪的种种议论，都分散她的注意。再往后，一切总是老样子：同样的颠簸和敲击声，同样扑打车窗的雪，同样从蒸汽的闷热骤然变冷、又冷而复热，同样的几张脸在半明半暗里晃来晃去，同样的说话声；安娜开始读下去，也读得懂了。安努什卡已经打起瞌睡，红袋子搁在膝上，一双戴着手套的宽大的手捧着，其中一只手套已经破了洞。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也读得懂，可是读得并不愉快，也就是说，她不愿追随别人生活的倒影。她自己太想过生活了。读到小说女主人公照料病人，她就想迈着无声的脚步在病人房间里走来走去；读到一位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就想发表这篇演说；读到玛丽夫人骑马追上猎队、逗弄嫂嫂、以勇敢使众人惊叹，她就想亲自这么做。可是没有什么可做，于是她用小手摩挲着光滑的小刀，勉强读下去。

小说的男主人公已经开始得到他那种英国式的幸福：准男爵的爵位和庄园；安娜真愿意同他一起到这庄园去，忽然她觉得他应当羞愧，她自己也应当为这感觉羞愧。可是他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她又惊又恼地问自己。她放下书，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把裁纸刀攥得紧紧的。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把莫斯科之行的种种回忆温习了一遍。回忆都是美好的、愉快的。她想起舞会，想起弗龙斯基和他那张含情脉脉、俯首帖耳的脸，想起自己同他的全部关系：——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可与此同时，恰恰在这个地方，羞耻感越来越强烈，仿佛她一想起弗龙斯基，就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对她说：——“温暖，很温暖，滚烫。”“那又怎么样呢？——她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果断地对自己说。——这算得了什么？难道我不敢正眼看这件事吗？那又怎么样呢？难道在我同这个军官小伙子之间，存在过或者可能存在什么不同于一般熟人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一声，又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读不懂了。她拿裁纸刀在车窗玻璃上划了一下，又把那光滑冰凉的刀面贴在脸颊上，一阵无缘无故的喜悦忽然攫住了她，她差点笑出声来。她觉得自己的神经像琴弦一样，在一些拧牢的弦栓上越绷越紧。她觉得眼睛越睁越大，手指脚趾都在神经质地动弹，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呼吸，而在这摇晃不定的半明半暗中，一切形象和声音都以异乎寻常的鲜明刺痛着她。她心里不断涌起一阵阵的疑惑：车厢在向前走，还是在向后退，还是根本没有动？旁边坐的是安努什卡，还是陌生人？“那是什么，椅背上挂的是皮袄还是野兽？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还是另外一个人？”她害怕沉浸到这种迷惘里去。可是有什么东西把她往里拉，她既可以让它拉去，也可以收住。她站起来想清醒清醒，掀开毯子，脱下厚大衣上的披肩。她清醒了片刻，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穿长呢外套、少了一颗纽扣的瘦庄稼汉是烧炉工，他在看温度计，风和雪跟着他灌进了车门；可是接着一切又乱成一团……这个长腰的庄稼汉在墙上啃起什么东西来；老太婆把两条腿伸得老长，占满了整个车厢，还弄得满车黑云；接着有什么东西可怕地轧轧响、咚咚敲，仿佛在撕扯什么人；接着一团红火刺瞎了眼睛；接着一切都被一堵墙遮住了。安娜觉得自己在往下沉。可是这一切并不可怕，反而有趣。一个裹得严严实实、满身是雪的人在她耳边喊了句什么。她站起身，清醒过来；她明白火车到站了，那是列车员。她叫安努什卡把脱下的披肩和头巾递给她，穿戴好，向车门走去。

——您要下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的，我想透透气。这儿太热了。

她开了门。暴风雪迎面扑来，同她争夺那扇门。这也使她觉得有趣。她推开门走了出去。风仿佛就等着她，欢快地呼啸起来，要把她托起来带走，可她一手抓住冰冷的车门柱子，按住衣裙，走下踏梯，踏上站台，绕到车厢背风的一面。踏梯口风很大，车厢后面的站台上却风平浪静。她痛快地、深深地吸着雪地里凛冽的空气，站在车厢旁边，打量着站台和灯火通明的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