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烈的暴风雪从车站拐角后面扑过来，在车厢的车轮之间、沿着柱子奔突呼啸。车厢、柱子、人，凡是看得见的东西——半边都糊满了雪，而且越糊越厚。风停歇片刻，随即又一阵阵地猛扑过来，叫人觉得根本无法抵挡。这期间，一些人在站台的木板上跑来跑去，愉快地交谈着，踩得木板咯咯响，不停地开关大门。一个弯腰的人影从她脚边溜过，接着响起锤子敲铁的声音。“把电报拿来！”——从风暴的黑暗里另一头传来一个气冲冲的声音。“请到这边来！二十八号！”——另外几个声音喊道；缠得严严实实、落满雪的人们跑来跑去。两位先生嘴里叼着冒烟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又深深吸了一口气，正要从手笼里抽出手来去扶柱子回车厢，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就在她身旁挡住了摇曳的灯光。她回过头，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向她弯下腰，问她需要什么，他能不能为她效劳。她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凝视着他；尽管他站在阴影里，她还是看见了（或者她觉得看见了）他的脸色和眼神。那又是昨天那样打动过她的那种恭恭敬敬的倾慕神情。这几天她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刚才还说过：弗龙斯基对她来说不过是随处可遇的、千百个永远一模一样的年轻人之一，她绝不会允许自己去想他；可是此刻，同他相遇的最初一瞬，一种喜悦的自豪感攫住了她。她无须问他为什么在这儿。这一点她知道得千真万确，就像他亲口告诉过她：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她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不知道您也走。您为什么走？——她说着，放下了那只本来要去抓柱子的手。她的脸上闪耀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和生气。

——我为什么走？——他直视着她的眼睛，重复了一遍。——您知道，我走，是为了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这时候，风仿佛越过了什么障碍，把雪从车厢顶上吹落下来，把一块掀开的铁皮吹得哗哗作响；前方，机车汽笛粗哑的鸣声凄厉而阴沉地吼起来。此刻，暴风雪的全部恐怖在她眼里显得更加壮丽了。他说的正是她心灵渴望、理智害怕的话。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可他看见了她脸上的挣扎。

——要是我的话使您不高兴，那就请您原谅，——他恭顺地说。

他说得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却又那么坚定、执拗，她好一会儿什么也答不上来。

——您这话很不像话；您要是个好人，我请您把您说的话忘掉，我也会把它忘掉，——她终于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每一个动作，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够了，够了！——她喊起来，竭力想使自己的脸摆出严厉的表情，而他正贪婪地凝视着这张脸。她抓住冰冷的柱子，登上踏梯，快步走进车厢的过道。可是就在这狭小的过道里，她站住了，在心里回想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去想自己的话，也不去想他的话，只凭感觉明白：这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又惊又怕，又觉得幸福。她站了几秒钟，走进车厢，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起初折磨她的那种魔魅般的紧张状态不但重新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她害怕心里那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她整夜没有睡。可是在那紧张中，在那充满她想象的幻梦里，并没有什么难受和阴郁的东西；相反，倒有一种快乐的、灼热的、令人兴奋的东西。天快亮时，安娜在椅子里打起盹来；等她醒来，天已经大亮，火车正驶近彼得堡。关于家、丈夫、儿子的种种念头，以及今天和以后日子的种种操心事，立刻把她包围了。

到了彼得堡，火车刚停，她下了车，第一张引起她注意的脸，就是她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他的耳朵怎么变成这样了？”——她望着他那冷冰冰的、仪表堂堂的身影，尤其是此刻使她吃惊的、撑住圆顶礼帽边缘的耳软骨，心里想。他看见她，便迎着她走来，嘴唇抿成他惯常的讥诮微笑，一双疲倦的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她。当她碰上他那执拗而疲倦的目光时，一种不快的感觉揪住了她的心，仿佛她原以为看到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特别使她吃惊的，是她见到他时产生的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感觉。那是一种由来已久、她熟悉的感情，类似她在同丈夫的关系中经常体验到的那种虚情假意的心态；可是从前她没有留意过这种感觉，现在却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是的，你瞧，多情的丈夫，多情得就像新婚第二年，思念你想得心都焦了，——他用他那慢悠悠的尖嗓子说，用的是他几乎一贯对她用的那种腔调，一种嘲笑真会这样说话的人的腔调。

——谢廖扎好吗？——她问。

——这就是对我一片痴心的全部奖赏吗，——他说，——他好，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