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替你考虑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们县里搞成那个样子，太不像话了，这都是那个医生讲给我听的；他是个挺聪明的小伙子。我对你说过，现在还要说：——你不去参加会议，完全不过问地方自治会的事，这不好。要是正派人都撒手不管，事情自然会搞得一塌糊涂。我们出了钱，钱都变成薪水发掉了，可是学校、医士、助产士、药房，什么都没有。

——我试过了，——列文低声勉强地回答，——我不行！有什么办法呢！

——你什么地方不行？说实话，我不明白。冷漠和无能，我认为都说不上；难道纯粹是懒惰？

——也不是冷漠，也不是无能，也不是懒惰。我试过，眼看着自己什么也做不成，——列文说。

他不大理会哥哥说的话。他望着河对岸的耕地，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可是分辨不清那是一匹马，还是骑马的管理人。

——为什么你什么也做不成？你试了试，觉得不成功，就灰心了。怎么这样没有自尊心呢？

——自尊心，——列文被哥哥的话刺痛了，说道，——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人家对我说，别人都懂得积分运算，而我不懂——那才伤自尊心。可在这里，首先得确信干这些事需要一定的才干，尤其要确信，这一切事务都非常重要。

——什么！难道这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弟弟竟认为他热心的事不重要，这刺痛了他，尤其刺痛他的是，弟弟显然几乎没有在听他说话。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也提不起我的兴趣，你要怎么样？……——列文回答，他已看清那个黑点是管理人，而且管理人大概已经让农夫们收了工。他们在翻转木犁。“难道已经耕完了？”——他想。

——我说，你听我说呀，——哥哥皱起漂亮聪明的脸说，——凡事都有个限度。做个怪人，做个真诚的人，厌恶虚伪，这都很好，——这我全知道；可是你所说的话，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意义很坏。你口口声声说爱老百姓，却说老百姓的死活无关紧要，这怎么叫……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老百姓”，——康斯坦丁·列文想。

——……没人救护就死掉？愚昧的接生婆害死婴儿，老百姓在愚昧无知中停滞不前，任凭什么文书吏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照你看来，这无关紧要。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他来了个两刀论法：——要么你头脑太不发达，看不到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要么你不肯牺牲自己的安逸和虚荣，我也不知道牺牲什么，反正不肯去做。

康斯坦丁·列文觉得，他只有两条路：要么认输，要么承认自己缺乏对公共事业的热爱。这使他觉得受了侮辱，心里难过。

——两样都有，——他断然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

——怎么？把钱好好安排一下，就不能提供医疗救助吗？

——不能，我看是这样……我们县方圆四千平方俄里，道路积雪成堆，暴风雪肆虐，农活又忙，我看不可能处处都有医疗救助。再说我根本就不信医学。

——喂，这话就不公道了……我可以给你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那么学校呢？

——要学校干什么？

——你说什么？教育的益处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教育对你有好处，对任何人也都有好处。

康斯坦丁·列文觉得自己在道理上被逼到了墙角，不由得激动起来，脱口而出说出了自己对公共事业冷漠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一切都是好的；可是我何必要为医疗站的设立操心呢？那些医疗站我一辈子也不会去看病；何必要为学校操心呢？我的孩子我不会送去，农民也不愿把孩子送去，再说我还不十分相信非送不可，——他说。

这个突如其来的观点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惊奇了片刻；可是他立刻拟定了新的进攻方案。

他沉默了一会儿，提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微笑着对弟弟说：

——你看，你听我说……第一，医疗站是需要的。刚才我们不就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去请了地方医生吗？

——哼，我看她的胳膊一辈子也直不了啦。

——这还难说……再说，识字的庄稼汉、工人，对你不是更有用、更值钱吗？

——不，你随便问谁去，——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回答，——识字的当工人反而糟得多。路也不会去修；桥一造好，木头就被偷走。

——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人家反驳，尤其不喜欢这种跳来跳去、毫无联系地引出新论据的反驳，叫人不知道该回答哪一句，——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你听我说。你承不承认，教育对老百姓是有益的？

——承认，——列文脱口说道，立刻想到自己说的并不是心里想的。他觉得，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人家就会向他证明，他说的全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人家会怎样证明，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家一定会合乎逻辑地向他证明，于是他等待着这个证明。

结果这个论据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料的简单得多。

——既然你承认这是好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你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就不能不热爱、不同情这个事业，因此也不能不愿意为它出力。

——可我还没有承认这是好事，——康斯坦丁·列文涨红了脸说。

——怎么？你刚才不是说了……

——就是说我既不承认它是好的，也不承认它是办得到的。

——你不努力去做，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好吧，就算是这样，——列文说，虽然他根本不这样认为，——就算是这样；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何必要为这件事操心。

——此话怎讲？

不，既然我们谈开了，那你就从哲学的观点给我解释解释吧，——列文说。

——我不懂这同哲学有什么关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列文觉得，他那口气仿佛不承认弟弟有资格谈论哲学。这惹恼了列文。

——大有关系！——他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归根到底是个人的幸福。就拿地方自治会来说，我身为贵族，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东西能增进我的福利。道路——不好，也不可能更好；我的马在坏路上照样拉着我走。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法官我也不需要，——我从来不去找他，以后也不会去。学校我不但不需要，甚至有害，这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地方自治会对我来说，无非是一项义务：每俄亩缴十八戈比，进城去，跟臭虫一起过夜，听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而个人利益并不能促使我这样做。

——你听我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打断他，——个人利益并没有促使我们为解放农民出力，可我们不是照样干了吗？

——不对！——康斯坦丁越来越激动地打断他。——解放农民是另一回事。这里面有个人利益。我们都想挣脱压在我们所有善良人身上的这副枷锁。可是当议员，议论需要多少淘粪工，怎样把水管铺到我不住的城市里去；当陪审员，审判一个偷了火腿的庄稼汉，一连六小时听辩护人和检察官胡扯，听审判长问我的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是否承认偷窃火腿的事实？”——“啊？”

康斯坦丁·列文已经扯远了，开始扮演审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他觉得这些话全都说到点子上了。

可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想说，凡是同我……同我的利益有关的权利，我随时都会竭尽全力去捍卫；当年宪兵搜查我们这些大学生、私拆我们的信件时，我就准备竭尽全力捍卫这些权利，捍卫我受教育、享自由的权利。我理解兵役义务，它关系到我孩子、兄弟和我本人的命运；凡是同我有关的事，我都愿意讨论；可是该怎样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审判傻瓜阿廖沙，——我不懂，也办不到。

康斯坦丁·列文说个没完，仿佛语言的水闸打开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一笑。

——说不定明天你就要吃官司：——难道你倒乐意在旧式的刑事法庭受审吗？

——我不会吃官司的。我又不会去杀人，也不想吃官司。哼，听我说！——他继续说，又跳到完全不相干的话题上去了，——我们的自治机关和这一套玩意儿——就像圣三一节插的桦树枝，插在地上装成欧洲土生土长的树林的样子，我可打不起精神来浇灌这些桦树枝，对它们信不起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耸肩膀，用这个手势表示惊讶：他们的争论里怎么忽然冒出这些桦树枝来了，虽然他立刻明白了弟弟这话的意思。

——听我说，这样推论是不行的，——他指出。

可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自己明知具有的缺点，也就是对公共事业的冷漠，辩白，于是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康斯坦丁说，——任何活动都不可能牢固，——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语气坚决地重复着“哲学的”三个字，仿佛要表示，他也和任何人一样，有权利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微一笑。“他倒也有一套自己的哲学，用来为他的癖好服务呢”，——他想。

——得啦，哲学你就别谈了，——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寻找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不过这且不去说它，我只要纠正一下你的比喻。桦树不是插上去的，而是栽种的、播种的，对待它们必须小心谨慎。只有那些对自己的制度中什么重要、什么有意义具有鉴别力并且加以珍惜的民族，才有前途，才能被称为有历史的民族。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问题引到康斯坦丁·列文够不着的哲学史领域，向他指出他的观点全部错误所在。

——至于说你不喜欢这样干，那么对不起，——这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老爷习气，不过我相信，这是你一时的糊涂，会过去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觉得自己从各方面都被驳倒了，但同时他觉得，他想说的话哥哥并没有理解。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理解：——是因为他没把想说的话说清楚呢，还是因为哥哥不愿意理解，或者是理解不了。不过他不再往深处想，也不去反驳哥哥，而是想着一件完全不相干的私事。

——好了，咱们走吧。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起最后一根钓竿，康斯坦丁解下马，两人乘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