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可是像常有的事那样，没来得及进她的房间。他到书房去接待等候的求见者，签署办公室主任送来的一些文件。吃饭时有客人（卡列宁家总有三两个客人吃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一位年长的表姐、一位司长夫妇和一个经人推荐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谋职的年轻人。安娜到客厅来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大帝的青铜座钟还没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系着白领带、穿着缀有两枚星章的燕尾服走了进来，因为饭后他马上就得出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被排定和占满了。为了赶得上做完每天摆在面前的事，他恪守最严格的时间安排。“既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座右铭。他走进大厅，同大家一一打过招呼，朝妻子微笑着，急忙坐下。

——是啊，我的单身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别扭（他把“别扭”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饭桌上他同妻子谈莫斯科的事，带着讥诮的微笑问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过谈话主要是家常性质的，谈彼得堡官场和社交界的种种。饭后他陪客人坐了半小时，又含笑握了握妻子的手，起身乘车去参加会议。这一晚安娜既没有去看贝特西·特维尔斯科娅公爵夫人（她听说安娜回来了，请她晚上去），也没有去剧院，那里今晚有她的包厢。她没去，主要因为她指望穿的那件衣服还没做好。客人走后安娜打理起衣着来，心里很懊恼。她一向善于花不多的钱把自己打扮得体面，去莫斯科之前把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改做。这三件衣服要改得叫人认不出来，而且三天前就该做好。结果两件根本没有动手，另一件改得不如安娜的意。女裁缝上门来解释，一口咬定这样改更好，安娜发了一通火，事后想起来都觉得惭愧。为了彻底平静下来，她到育儿室去，陪儿子过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安顿他睡觉，给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高兴自己哪儿也没去，这个晚上过得这样好。她心里那么轻松，那么安宁，她看得那么清楚：铁路上她觉得那么了不得的一切，不过是社交生活中一件平常的小事，她无论在别人面前还是自己面前都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壁炉旁坐下，等丈夫回来。九点半整，响起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

——你可回来了！——她说着，向他伸出手。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总的看来，你这一趟很成功，——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她回答，于是从头一五一十讲给他听：同弗龙斯卡娅伯爵夫人同行、到站的情形、铁路上的事故。接着又讲她最初对哥哥、后来对多莉的怜悯之情。

——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能原谅的，尽管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明白，他故意这样说，是要表示亲戚的考虑也不能阻止他说出真实的意见。她知道丈夫的这个特点，并且喜欢这一点。

——我高兴的是一切圆满了结，你也回来了，——他继续说。——那么，那边对我在委员会里通过的新章程都说些什么呢？

安娜对这个章程毫无所闻，她居然这么容易就把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事忘掉了，心里感到惭愧。

——这里可正好相反，这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带着得意的微笑说。

她看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把这件事中令他得意的方面告诉她，便用问题引他讲下去。他带着同样的得意微笑，讲起这项章程通过后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证明对这件事我们终于开始形成一种明智而坚定的看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着奶油和面包喝完第二杯茶，起身往自己的书房走去。

——你哪儿也没去；一定很闷吧？——他说。

——哦，不！——她回答，跟着站起来，陪他穿过大厅到书房去。——你现在在读什么？——她问。

——现在我在读里尔公爵（Duc de Lille）的《地狱之诗》（Poesie des enfers），——他回答。——一本很出色的书。

安娜笑了，那是人们看到心爱之人的弱点时露出的那种微笑；她把手伸到他的臂弯里，一直送他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有晚间读书的习惯，这已经成了他的必需。她知道，尽管公务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他还是把留意知识领域里出现的一切名作看作自己的职责。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神学的书，艺术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但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不放过这个领域里任何引起轰动的东西，并认为什么都读是自己的义务。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的领域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存怀疑，或探幽发微；可是在艺术和诗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音乐（对此他一窍不通），他却有着最明确、最坚定的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谈论诗歌和音乐各种新流派的意义，他把这些流派全都归了类，条理清楚极了。

——好了，随你去吧，——她在书房门口说；那里已经给他备好了蜡烛的灯罩和靠椅旁的一瓶水。——我给莫斯科写封信。

他握了握她的手，又吻了吻。

“他到底还是个好人：诚实，善良，在自己的领域里很出色，——安娜回到自己房里，心里这样对他说，仿佛在一个指责他、说他不可爱的人面前为他辩护。——可他的耳朵怎么凸得这么奇怪！是不是把头发剪短了？”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前给多莉写完一封信，就听见穿便鞋的均匀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整齐、腋下夹着书走到她跟前。

——到时候了，到时候了，——他带着一种特别的微笑说，走进了卧室。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看他呢？”——安娜想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眼神，心里想。

她脱了衣服，走进卧室；可是她的脸上不仅没有她在莫斯科时那种从眼睛和微笑里处处迸发的生气，——相反，她心里的火仿佛熄灭了，或者被远远地藏到了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