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蒂也结识了施塔尔夫人，这份交情，加上同瓦莲卡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在她的悲痛中给了她安慰。她得到这份安慰，是因为这段交情为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一个崇高而美好的世界，站在那样的高度，她可以平静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她明白了：除了她迄今为止沉溺其中的本能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开启的，但这是一种同基蒂自幼所知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的宗教：基蒂所知的宗教，表现在寡妇院的弥撒和通宵祈祷上，在那里可以遇见熟人，表现在跟神甫死记硬背教会斯拉夫语的经文上；而这是一种崇高、神秘的宗教，同一系列美好的思想和感情连在一起，对它不仅可以因为奉命而相信，而且可以热爱。

这一切基蒂并不是从言语中得知的。施塔尔夫人同基蒂说话，就像同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说话，就像面对着自己青春年华的回忆；她只有一次提到，在人的一切痛苦中，唯有爱与信仰能给人以安慰，在基督对我们的怜悯面前，没有什么痛苦是微不足道的，说完立刻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可是基蒂在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基蒂称之为超凡脱俗的眼神里，尤其是在她由瓦莲卡讲述而得知的整个生平里，在这一切之中，领悟到了“什么是重要的”，领悟到了她至今不懂的东西。

然而，不管施塔尔夫人的品格多么崇高，她的整个经历多么感人，她的言谈多么高雅温柔，基蒂还是无意中发现她身上有些令自己困惑的地方。基蒂注意到，施塔尔夫人问起她的亲人时，轻蔑地笑了笑，这是违背基督教仁爱之心的。她还注意到，有一次她在施塔尔夫人那里遇见一位天主教神甫，施塔尔夫人特意把脸藏在灯罩的阴影里，笑得格外异样。这两个发现尽管微不足道，却使她困惑，使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可是瓦莲卡呢，孤身一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怀着一份忧伤的幻灭，无所求，也无所悔，正是基蒂心向往之的那种完美的化身。从瓦莲卡身上她明白了：只要忘掉自己，去爱别人，你就会安宁、幸福、美好。基蒂就想做这样的人。如今清楚地明白了什么是最要紧的，基蒂并不满足于赞叹，而是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了这种向她敞开的新生活。根据瓦莲卡讲述的施塔尔夫人及其他她所提到的人的事迹，基蒂已经为自己拟好了未来生活的美好计划。她要像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那样，瓦莲卡对她讲过许多阿琳的事：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去寻找不幸的人，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分发《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垂死的人读《福音书》。像阿琳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的念头，尤其让基蒂神往。不过这一切都是藏在心里的梦想，基蒂既没有对母亲说，也没有对瓦莲卡说。

不过，在等待大规模实现自己计划的时机到来时，基蒂就在眼下，就在这座有这么多病人和不幸者的疗养地，也轻易找到了奉行自己新准则的机会，处处模仿瓦莲卡。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正深受她所谓的那种engouement（迷恋）的影响，就是迷恋施塔尔夫人，尤其是迷恋瓦莲卡。她看出，基蒂不仅在行事上模仿瓦莲卡，连走路、说话和眨眼的神态也不知不觉地模仿她。可是后来公爵夫人发现，女儿身上除了这份倾心之外，正在发生某种严肃的精神转变。

公爵夫人看到，基蒂每天晚上都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是她从前没有过的；她避开上流社会的熟人，却同瓦莲卡照拂的病人来往，特别是同一个患病的穷画家彼得罗夫一家。基蒂显然以在这一家履行慈善看护的职责为荣。这一切都是好事，公爵夫人对此毫无异议，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个十分正派的女人，而那位德国公主注意到基蒂的善行后，也夸她是安慰天使。这一切本来都很好，只可惜做得过了头。公爵夫人看出女儿正走向极端，便对她说了。

——Il ne faut jamais rien outrer（凡事都不宜过度），——她对她说。

可是女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只是心里在想：在基督教的事业上，谈不上什么过度。人家打你一边脸颊，就把另一边也凑过去；人家剥你的外衣，就把内衣也送给他，奉行这样的教义，哪里谈得上什么过度呢？可是公爵夫人不喜欢这种过度，更不喜欢的是，她感觉到基蒂不愿对她敞开整个心扉。确实，基蒂对母亲隐瞒着自己的新见解和新感情。她隐瞒这些，并不是因为她不尊重、不爱自己的母亲，而只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宁肯把这些告诉任何别人，也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很久没上我们家来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说起彼得罗娃。——我请过她。可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没有啊，我没看出来，maman（妈妈），——基蒂涨红了脸说。

——你很久没去他们家了吧？

——我们打算明天去山里郊游，——基蒂回答。

——那好，去吧，——公爵夫人回答，一面端详着女儿发窘的脸，竭力想猜出她发窘的原因。

就在这一天，瓦莲卡来吃午饭，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主意，明天不去山里了……公爵夫人注意到，基蒂的脸又红了。

——基蒂，你是不是同彼得罗夫一家闹了什么不愉快？——只剩下母女俩时，公爵夫人说。——为什么她不再送孩子来，也不上我们家来了？

基蒂回答说她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她实在不明白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什么好像对她不满。基蒂说的完全是实话。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态度改变的原因，但她猜到了几分。她猜到的是一种不能对母亲说、对自己也不敢说出口的事。那是这样一种事：你心里明白，却连对自己也不能说；万一弄错了，太可怕，也太丢人了。

她一遍又一遍地在记忆里回顾自己同这一家的全部交往。她想起每次见面时安娜·帕夫洛夫娜那张和善的圆脸上流露出的天真的喜悦；想起她们为病人悄悄商量的情景，想起她们如何合计着把他从被禁止的工作中拉出来、带他出去散步；想起小男孩对她的依恋，他叫她“我的基蒂”，没有她就不肯睡觉。这一切多么美好啊！接着她想起彼得罗夫那瘦得不能再瘦的身材、长长的脖子，穿着棕色礼服；想起他稀疏的卷发，那双起初让基蒂害怕的、带着疑问的蓝眼睛，想起他当着她的面强装精神、强作欢快的痛苦努力。她想起自己起初如何努力克制对他，就像对一切肺痨病人那样，产生的厌恶，如何费尽心思找话对他说。她想起他望着她时那胆怯而动情的目光，想起自己当时那种又怜悯、又不自在、随后又意识到自己品德高尚的奇异感觉。这一切多么美好啊！但这一切都是最初的情形。如今，就在几天前，一切突然变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带着故作殷勤的态度迎接基蒂，并且不停地观察她和自己的丈夫。

莫非他一见到她就露出的那种动人的喜悦，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下来的原因？

“是的——她回忆道——安娜·帕夫洛夫娜身上总有点不自然的地方，完全不像她平日的善良，就像前天她懊恼地说：‘瞧，他一直等您，没有您不肯喝咖啡，尽管已经虚弱得厉害。’

“是的，也许这也让她不快，就是我递毯子给他的时候。这一切本来那么平常，可他接得那么局促，道谢道个没完，弄得我也局促起来。还有他给我画的那幅肖像，画得那么好。而最主要的——是那眼神，又窘迫又温柔！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基蒂惊恐地对自己说。——不，这不可能，也不该有！他太可怜了！”——她接着又对自己说。

这份疑虑毒化了她新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