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最冷漠、最理智的人有一个同他性格的整个基调相矛盾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能无动于衷地听、看孩子或女人的眼泪。一看见眼泪，他就会心慌意乱，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知道这一点，总是预先告诫前来求助的女人们：如果不想把事情弄糟，千万别哭。“他会发火，再也不听您说了”，——他们这样说。确实，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里引起的慌乱，表现为一种急躁的怒气。“我办不到，什么也办不到。请您出去！”——遇到这种情形，他通常这样喊。

那天从赛马场回来，安娜向他坦白了自己同弗龙斯基的关系，说完立刻双手掩面哭了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对她憋了一肚子火，同时也感到泪水在他身上惯常引起的那种心乱。他知道这一点，知道此刻流露感情是不合时宜的，便竭力克制自己的一切生气勃勃的表现，一动不动，也不看她一眼。他脸上因而露出了那副使安娜吃惊的、奇怪的木然神情。

到家时，他扶她下了马车，竭力克制自己，以惯常的彬彬有礼同她告别，说了一句不使自己承担任何义务的话；他说，明天会把他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里一阵剧痛。这痛楚又因她的泪水在他心里引起的那种奇怪的怜悯之情而加剧了。可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独自留在马车里时，他惊异地、欣喜地感到自己完全摆脱了这份怜悯，也摆脱了近来折磨他的种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

他体验到一个人拔掉一颗疼了很久的牙齿时的感觉。经过一阵剧痛和从牙床上拔出一个比脑袋还大的东西的感觉之后，病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那个长久毒害他的生活、吸引他全部注意的东西不复存在了，他又能生活、思考、关心牙齿以外的事情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的正是这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的，可怕的，可如今它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又能重新生活，不再只想着妻子了。

“不知羞耻，没有心肝，没有宗教信仰，一个堕落的女人！这一点我一向知道，一向看得清楚，只是我顾惜她，竭力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真的觉得他一向看得清楚；他回忆起他们过去生活的种种细节，从前他并不觉得这些细节有什么不好，——如今这些细节清楚地表明，她一向就是个堕落的女人。“我把自己的生活同她连在一起，是个错误；但我的错误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我不可能不幸。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她与我无关。对我来说，她不存在了……”

她和儿子将遭遇什么，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同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这一切已经不再使他关心了。如今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体面、对自己最方便、因而也是最公道的方式，抖掉她在堕落时溅到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自己积极、正直、有益的生活道路走下去。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而不幸；我只要找到一条最好的出路，摆脱她给我造成的困境。我会找到的，——他对自己说，眉头越皱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先例，就从人人记忆犹新的美人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说起，上流社会中一系列妻子对丈夫不忠的当代事例，一一浮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脑海里。“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金伯爵、德拉姆……对，还有德拉姆……多么正派能干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就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ridicule（耻笑）落在这些人头上，可我从中看到的从来只是不幸，我一向同情他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尽管这不是事实，他从未同情过这类不幸，而且妻子背叛丈夫的例子越多，他越看得起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可能遭逢的不幸。而这不幸落到了我头上。问题只在于怎样以最好的方式熬过这个处境。”于是他开始细细回想那些与他处境相同的人们的做法。

“达里亚洛夫同人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之所以特别牵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思绪，是因为他生来胆小，而且深知自己如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到对准自己的枪口就无法不心惊胆战，一辈子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小就常使他想到决斗，设想自己处于必须以生命冒险的境地。功成名就、地位稳固之后，他早已忘掉了这种感觉；但积习难改，对自己懦弱的恐惧如今依然十分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久久地、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决斗的问题，用这样的想法抚慰自己，尽管他事先就知道，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去决斗。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还那么野蛮（不像英国），许多人，——其中不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看重其意见的人，——会从好的方面看待决斗；可那会达到什么结果呢？假定我提出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暗自思量，他生动地想象着提出决斗后要度过的那个夜晚，想象着对准自己的枪口，不禁打了个寒战，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这样做，——假定我向他提出决斗。假定他们教会我，——他继续想，——把我领到位置，我扣动扳机，——他闭上眼睛对自己说，——结果是我把他打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摇摇头，想赶走这些荒唐念头。——打死一个人，对于确定我对犯罪的妻子和儿子的态度，有什么意义呢？我照样还得决定该怎样处置她。而且更可能、更无疑会发生的是，——我被打死或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牺牲品，——被打死或打伤。那就更没有意思了。不仅如此；由我提出决斗，是不正直的行为。难道我不事先知道，我的朋友们决不会允许我去决斗——决不会让一位俄国需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生命受到威胁吗？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我明知事情决不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却只想借这次挑战给自己添上一点虚假的光彩。这是不正直，是虚伪，是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决斗是不可想象的，谁也没有指望我决斗。我的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名誉，而我需要名誉，是为了不受阻碍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公务活动从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里就意义重大，如今在他看来更是意义重大。

考虑并否定了决斗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转而考虑离婚——他想起的那些丈夫中有些人选择的另一条出路。他把所知道的离婚案例（在他十分熟悉的上流社会里，这类案例多得很）一一回想了一遍，找不到一例的离婚目的同他所设想的一样。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丈夫都把不贞的妻子拱手相让，或者卖给了她，而因为罪过而无权结婚的那一方，却同新伴侣结成了虚假的、貌似合法的关系。至于他自己的情况，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那种合乎法律要求的离婚，也就是只把有罪的妻子逐出家门的离婚，是办不到的。他看出，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复杂条件，不允许提供法律所要求的那种揭发妻子罪行的粗鄙证据；他看出，这种生活的一定程度的精致，即使有那样的证据也不允许拿出来使用；拿出这些证据，会使他在舆论中跌得比她还惨。

尝试离婚只会闹出一场丑闻官司，那是仇敌们求之不得的，正好借机诽谤中伤，贬低他的崇高社会地位。而主要目的——以最小的动荡把局面确定下来——却通过离婚无法实现。再说，离了婚，甚至只要试图离婚，妻子显然就会同丈夫断绝关系，投入情人的怀抱。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里，尽管觉得自己如今对妻子只有完全轻蔑的冷漠，对她却还剩下一种感情——不愿看到她毫无阻碍地投入弗龙斯基的怀抱，不愿让她的犯罪反而对她有利。这个念头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恼火异常，一想到这里，他就心疼得呻吟起来，在马车里欠起身子换了个位置，此后好久皱着眉头，用毛茸茸的毯子裹住自己那双怕冷、瘦骨嶙峋的腿。

“除了正式离婚，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金和那个好人德拉姆那样，也就是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但这个办法同样要蒙受羞辱，而且主要——这同正式离婚一样，等于把他的妻子扔进弗龙斯基的怀抱。“不行，这办不到，办不到！——他又把毯子翻了翻，出声说道。——我不能不幸，可她和他也不能幸福。”

在情况不明时折磨过他的嫉妒心，经过妻子那番话像拔牙一样痛苦地拔掉了。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感情：——希望她不但不能得意，还要为她的罪行受到报应。他不承认自己有这种感情，但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她因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吃苦头。再次把决斗、离婚、分居的条件一一考虑过，再次一一否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出路只有一条——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瞒住世人所发生的事，采取一切办法斩断私情，而主要——这一点他对自己也不承认——是为了惩罚她。“我必须宣布我的决定：我考虑了她给家庭造成的困境之后，认为任何别的出路对双方来说都比维持表面的status quo（现状）更糟，我同意维持现状，但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她必须执行我的意志，也就是同情人断绝关系。”这个决定最终定下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想到了一条重要的理由。“只有这样处理，我才合乎宗教的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这样处理，我才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而是给她悔改的机会，甚至——尽管这对我十分痛苦——贡献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来挽救她、改造她。”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知他对妻子不可能有什么道德上的影响，整个改造她的尝试除了虚伪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这痛苦难熬的时刻，他连一次也没想到过去宗教里寻求指引，——如今，既然他的决定同在他看来属于宗教的要求不谋而合，宗教对他的决定的认可就使他心满意足，并给了他几分安慰。想到在如此重大的人生问题上，谁也不能说他没有遵循宗教的教义行事，而他一向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中高举宗教的旗帜，他心里就高兴。再往下考虑细节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甚至看不出，他同妻子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几乎同从前一样。毫无疑问，他永远不可能恢复对她的尊敬；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让他因为她是个恶劣而不忠的妻子而扰乱自己的生活、忍受痛苦。“是啊，时间会过去的，时间会安排好一切，从前的关系会恢复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恢复到这样的程度：我不再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扰乱了。她应当不幸，可我没有错，因此我不能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