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是难以忍受的，劝她把一切都向丈夫坦白，安娜总是执拗地、气愤地反驳他；可在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的处境是虚伪的、不诚实的，并一心一意想改变它。同丈夫从赛马场回来时，她一时激动，把一切都对他说了；尽管当时她很痛苦，她还是为此高兴。丈夫离开她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会明确起来，至少不会再有谎言和欺骗。她觉得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将永远明确了。这个新处境也许很糟，但它将是明确的，其中不会再有暧昧和谎言。她想，她说出那番话给自己和丈夫造成的那份痛苦，现在将因为一切都明确起来而得到报偿。就在这天晚上，她同弗龙斯基见了面，却没有把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要使处境明确起来，是应该告诉他的。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首先浮上脑海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番话。那些话此刻显得那样可怕，她实在弄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会有胆量说出那样奇怪粗暴的话，也想像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但话已经说出了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见到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就在他走的那一刹那，我本想把他叫回来告诉他，可是改了主意，因为一开头就没有告诉他，现在又想说，显得太奇怪了。为什么我想告诉他，却没有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脸上涌起的一阵羞红。她明白了是什么拦住了她；她明白了自己是害臊。她的处境，昨天晚上还觉得已经明确了，此刻在她看来不仅毫无着落，而且走投无路。她开始为那从未想过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丈夫会采取什么行动，心里就冒出种种最可怕的念头。她想到总管马上就会来把她赶出家门，想到她的耻辱将被公之于众。她问自己，一旦被赶出家门，她该到哪里去，——却找不到答案。

她一想到弗龙斯基，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不爱她了，他已经开始厌烦她了，她无法把自己奉献给他；为此她对他怀着敌意。她觉得，她对丈夫说过的、又在想象里不断重复的那番话，她好像已经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见了。她不敢正视同她一起生活的人们的眼睛。她不敢唤使女，更不敢下楼去见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早就在她门外侧耳细听，这时自己走了进来。安娜用疑问的目光望了望她，惶恐地涨红了脸。使女为自己擅自进来表示歉意，说她以为有人按铃。她送来了衣服和一张字条。字条是别特西写来的。别特西提醒她，今天早上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要带着她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家去打槌球。“您哪怕来看看，当作研究研究风土人情也好。我等您，”——她在结尾写道。

安娜读完字条，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她对安努什卡说。——你去吧，我这就穿好衣服出来。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出去了，可安娜并没有穿衣，仍旧低着头、垂着双手坐在原处，不时全身打颤，仿佛想做个什么手势、说句什么话，却又僵住了。她不停地念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她都已毫无意义。向宗教寻求帮助的念头，尽管她对自己从小受洗的宗教从未怀疑，对她来说却同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求助一样格格不入。她事先就知道，宗教的帮助只有以放弃她生命全部意义的东西为条件才可能。她不仅痛苦，还开始对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她觉得心里的一切都开始变得双重，就像疲倦的眼睛里东西会重影一样。她有时不知道自己怕什么、想要什么。她害怕和盼望的是已经过去的，还是将要到来的，她到底想要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哎呀，我这是在干什么呀！”——她忽然觉得脑袋两侧一阵疼痛，自言自语道。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双手抓着鬓边的头发，死死揪住。她跳起来，来回踱步。

——咖啡好了，小姐和谢廖沙在等您，——安努什卡又走进来，看见安娜还是原来的姿势，便说。

——谢廖沙？谢廖沙怎么了？——安娜突然精神一振，整个早上头一次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

——他好像闯了祸，——安努什卡笑着回答。

——闯了什么祸？

——您放在煤屋里的桃子，他们好像偷偷吃掉了一个。

想起儿子，安娜忽然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挣脱出来。她想起近几年来自己扮演的那个为儿子而活的母亲角色（这角色有几分真诚，虽然被大大夸大了），她欣喜地感到，在她目前的处境中，她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取决于她在丈夫和弗龙斯基面前将处于什么地位。这块领地——就是儿子。无论落到什么境地，她都不能抛下儿子。哪怕丈夫羞辱她、把她赶出家门，哪怕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他独立的生活（她想到这里又对他又恨又怨），她也不能丢下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标。她必须行动，必须行动，保住儿子的地位，不让人家把他夺走。而且要快，越快越好，趁他还没有被夺走。带上儿子离开。这就是她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她需要镇静下来，摆脱这痛苦的处境。一想到与儿子直接相关的事，现在就带他远走高飞，她便镇静了下来。

她迅速穿好衣服，下了楼，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客厅，咖啡和谢廖沙照例已在那儿等她，家庭女教师也在。谢廖沙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弓着背、低着头，脸上带着她所熟悉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那神态很像他父亲），摆弄着他采来的花。

家庭女教师脸色格外严厉。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一声：“啊，妈妈！”——接着犹豫不决地站住了——不知该放下花去向母亲问好，还是先把花环编完，再拿着花过去。

家庭女教师问过好后，便絮絮叨叨、一板一眼地讲起谢廖沙干的坏事，可安娜根本没在听；她在想要不要把这个女人带走。“不，不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带儿子走。”

——是的，这很不好，——安娜说着，扶住儿子的肩膀，用并不严厉而是怯生生的目光望着他（这目光使孩子又困惑又高兴），吻了吻他。——把他留给我吧，——她对惊讶的家庭女教师说，随即握着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不……——他说着，竭力想从她的表情看出，为了一个桃子他会受到什么处罚。

——谢廖沙，——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她就说，——这样做不好，可你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吧？你爱我吗？

她觉得泪水涌上了眼眶。“我怎么能不爱他呢？——她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自言自语。——难道他会跟父亲一条心来惩罚我？难道他就不可怜我？”泪水已顺着她的脸流下来，为了不让儿子看见，她猛地站起身，几乎是冲到了阳台上。

连日来雷雨交加，如今天气转晴，冷了起来。灿烂的阳光透过洗净的树叶洒下来，空气里透着凉意。

她打了个寒颤，既因为冷，也因为那在清新的空气中重新攫住她的内心恐惧。

——去吧，到玛丽埃特那儿去，——她对跟着出来的谢廖沙说，随即在阳台的草垫上来回踱步。“难道他们不肯原谅我，不明白事情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吗？”——她自言自语道。

她停下脚步，望了望白杨树在风中摇曳的树梢，洗净的叶子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明白了：他们不会原谅她，现在人人事事都会对她冷酷无情，就像这天空，就像这绿树。于是她又觉得心里开始分裂。“不要想，不要去想，——她对自己说。——得准备动身了。去哪儿？什么时候走？带谁去？对，去莫斯科，乘晚班车。带上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只带最必需的东西。不过得先给他们俩写信。”她快步走进屋里，进了自己的书房，坐到桌前给丈夫写信：

“事已至此，我不能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要走了，把儿子也带走。我不懂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该归父亲还是母亲；但我要把他带走，因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请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写到这里为止，她写得又流畅又自然；可是，求他宽宏大量（她不认为他有这种品质），又必须用一些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使她停下了笔。

“至于谈到我的过错和我的悔恨，我不能说，因为……”

她又停住了，理不出思绪。“不，——她对自己说，——什么都不必写。”她把信撕掉，重写了一遍，删去关于宽宏大量的话，把信封好。

另一封信是写给弗龙斯基的。“我向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然后久久地坐着，写不下去了。这话太粗鲁，太不像女人的口吻。“再说，我又能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羞愧的红晕又浮上她的脸；她想起他那种平静，一阵怨恨使她写好的那句话的纸撕成碎片。“什么都不必写，”——她对自己说，随后合上信夹，走上楼去，向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宣布，她今天就去莫斯科，说罢立刻动手收拾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