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龙斯基表面上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骨子里却是个憎恨杂乱无章的人。早在少年时代，还在武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他手头拮据，开口向人借钱，遭到了拒绝，他尝到了屈辱的滋味；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过这种境地。

为了使自己的事务永远井井有条，他每年总要视情况或多或少、大约五次闭门独处，把一切事务理清楚。他把这叫做结算，或者叫faire la lessive（大清洗）。

赛马后的第二天，弗龙斯基睡到很晚才醒，脸不刮，澡不洗，穿上军便服，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动手干了起来。彼得里茨基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很坏，醒来看到同伴坐在书桌前，就悄悄穿好衣服，没有打扰他，走了出去。

每个人，只要深知自己周围环境的种种复杂条件，总会不由自主地以为，这种复杂性和理清它们的困难只是他个人特有的偶然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和他自己一样，被个人条件的复杂性包围着。弗龙斯基也是这样想的。他不无内心的自豪，也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任何人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早就一筹莫展，不得不行为不端了。可是弗龙斯基觉得，要避免陷入混乱，此刻他必须算一算账，把自己的处境弄个明白。

弗龙斯基从他认为最容易着手的金钱事务开始。他用细小的字迹把全部债务写在一张信纸上，结算下来，共欠一万七千几百卢布，为清楚起见，他把零头抹掉了。他数了数现款和存折上的钱，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而新年以前不会再有进项。他把债务清单重看一遍，重新抄写，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必须立即偿还，或者无论如何必须备好现钱，一有催讨就能立刻付清的债务。这类债务约四千卢布：一千五百是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替年轻的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当着弗龙斯基的面把这笔钱输给了一个赌棍。当时弗龙斯基就想把钱付了（钱他是有的），但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由他们付，而不让没有赌钱的弗龙斯基付。这样当然很好，但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件肮脏事情里，他虽然只是口头为韦涅夫斯基担保，他也必须把这两千五百卢布摔给那个骗子，从此不再同他费口舌。这样，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债务，必须备有四千卢布。第二类八千卢布，是不太重要的债务，主要是欠赛马马房的，欠燕麦和干草供应商、英国人、马鞍匠等等的。这些债务也得先付掉两千左右，才能完全安心。最后一类债务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必放在心上。这样，目前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开销，而他只有一千八百。对于一般人估计有十万卢布进款的弗龙斯基来说，这点债务似乎算不了什么；但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十万。父亲的巨额家产，每年有一二十万进款，在兄弟之间并未分割。哥哥娶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女儿、毫无财产的瓦丽娅·奇尔科娃公爵小姐，当时已欠了一身债；阿列克谢便把父亲名下的田产收入全让给了哥哥，自己每年只留两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些钱够他用了，而他多半永远也不会结婚。哥哥指挥着一个花销最大的团，又刚刚结了婚，无法不接受这份礼物。母亲有自己的一份家产，除了约定的那两万五千，每年还给阿列克谢两万上下，而阿列克谢总是花得精光。最近，母亲因为他的风流韵事和离开莫斯科同他闹翻了，不再寄钱给他。结果，过惯了四万五千一年而本年只拿到两万五千的弗龙斯基，如今陷入了困境。要摆脱困境，他不能向母亲开口要钱。他昨天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心里特别恼火，因为信里暗示，她愿意帮助他取得社交界和仕途上的成功，却不愿助长他那种败坏上流社会风气的生活。母亲想收买他的企图深深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然而，他不能收回已经出口的慷慨诺言，虽然他现在隐约预见到他同卡列宁娜的关系中可能有某些意外，觉得那句慷慨的话说得太轻率，他这个没成家的人也许正需要那十万卢布进款。可是不能食言。他只要一想起嫂子，想起这位可亲可爱的瓦丽娅一有机会就提醒他，说她是多么记得他的慷慨、多么珍视这份情意，他就明白要收回那份馈赠是不可能的了。这同殴打女人、偷窃或者撒谎一样办不到。只有一件事能够办到也必须办到，弗龙斯基毫不犹豫就下了决心：——向高利贷者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节约开支，并且卖掉几匹跑马。这样决定以后，他立刻给罗兰达基写了张字条——罗兰达基不止一次派人来说要买他的马。然后派人去请英国人和高利贷者，再把手头的钱照账单分好。办完这些事，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冷冰冰、措辞生硬的回信。接着，他从皮夹子里取出安娜的三张字条，重读了一遍，把它们烧掉，想起昨天同她的谈话，便沉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