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龙斯基的生活特别幸福，因为他有一整套准则，明确地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套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但准则本身却是不容置疑的；弗龙斯基从不越出这个范围，对于该做的事从来片刻也不犹豫。这套准则明确规定：——赌棍的钱必须付清，裁缝的钱可以不付；——对男人不能撒谎，对女人无妨；——不能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不能饶恕别人的侮辱，侮辱别人却可以，如此等等。这些准则也许不合理，也许不正当，但它们是不容置疑的；弗龙斯基遵守它们，就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首挺胸。只是到了最近，由于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才开始觉得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一切，未来出现了困难和疑惑，而在这些困难和疑惑中，他已找不到指路明灯了。

目前他同安娜以及她丈夫的关系，在他看来是简单而明确的。这关系在他奉行的准则里有明确而清楚的规定。

她是一位正派女人，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他；他也爱她，因此在他看来，她是一位应该受到同合法妻子同样甚至更多敬重的女人。他宁可让人砍掉一只手，也不允许自己用一句话、一个暗示去侮辱她，或者不向她表示一个女人所能指望的全部敬意。

他同社交界的关系也很明确。人人都可以知道、可以猜疑这件事，但谁也不许说出口。否则，他就准备让多嘴的人闭嘴，逼他们尊重他所爱的女人那虚无缥缈的名誉。

他同丈夫的关系最是明确。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对她的权利看作是不可剥夺的。丈夫只是一个多余而碍事的人物。不用说，他的处境很可怜，但有什么办法呢？丈夫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拿起武器要求决斗，而这一点弗龙斯基从一开始就有所准备。

可是最近，他和她之间出现了新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感到害怕。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怀孕了。他感到，这个消息和她对他的期待，要求他采取某种行动，而那是他奉为生活准则的那套准则所没有明确规定的。的确，他猝不及防；在她告诉他自己怀孕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指使他要她离开丈夫。他说了这话，可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不这样为好；可同时，当他心里这么说的时候，他又害怕——这样做是不是不对？

“既然我让她离开丈夫，那就意味着要她同我结合。我准备好了吗？如今我一个钱也没有，怎么把她带走？就算这可以设法……可是我还在服役，怎么把她带走呢？既然我说了这话，就得准备这样做，也就是说，得筹到钱，还得退伍。”

他沉思起来。退不退伍的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隐秘的、只有他一人知道、深藏在他心中的、几乎是毕生主要的志趣。

功名心是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梦想，这梦想他对自己都不承认，却是那样强烈，以致此刻这种热情还在同他的爱情搏斗。他在社交界和官场的头几步是顺利的，但两年前他犯了个大错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不靠别人提携而升迁，拒绝了人家提供给他的职位，指望这一拒绝会抬高自己的身价；但事实证明他太傲慢了，人家从此不再理他；他无可奈何，只好装出一副独立自主的神气，举止十分得体聪明，仿佛他对谁也不恼恨，不觉得自己受了谁的委屈，只希望人家别来管他，因为他过得很快活。实际上，从去年他去莫斯科的时候起，他心里就不快活了。他觉得，一个无所不能却一无所求的人的独立姿态已经开始褪色，许多人开始以为他除了做个正派的好好先生之外一无所能。他同卡列宁娜的私情闹得满城风雨、引人注目，给他增添了新的光彩，暂时安抚了那条啃噬他心的功名心虫；可是一星期前，这条虫又更猛烈地苏醒了。他童年的伙伴、同一个圈子的人、武备中学的同届同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当年同他一个班级，在功课上、体操上、淘气行为上以及功名幻想上都同他争强好胜）前几天从中亚细亚回来了，在那儿连升两级，获得了年轻将军很少得到的嘉奖。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新升起的一颗头等明星议论纷纷。他是弗龙斯基的同年和同学，已经是将军，正在等候一个能影响国家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独立不羁，虽然风头十足，虽然有一个迷人的女人爱着，却终究只是个骑兵大尉，人家不过是随他去独立不羁罢了。“当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也不可能羡慕他；但是他的高升提醒我，只要时机一到，像我这样的人前程是可以很快成就的。三年前他还在我这个位置上。我要是退了伍，就是自绝后路。留在军队里，我什么也不会失去。她自己说过，她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我有了她的爱情，就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他慢慢地捻着胡子，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他的眼睛格外明亮，他的心情坚毅、平静而愉快（每当他理清自己的处境之后，总是这样）。一切都像以往每次算账之后那样干净清楚。他刮了脸，穿好衣服，洗了个冷水浴，便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