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列文同女士们在一起，感到说不出的烦闷，——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激动不安地想着：他对农务的不满并非他个人的特殊处境，而是俄国农务的普遍状况；安排一种雇工关系，使雇工无论在哪里都像半路上那个农家那样干活，这不是幻想，而是一项必须解决的任务。他觉得，这项任务是可以解决的，也应当设法去解决。

列文同女士们道过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一整天，好一起骑马去看官家森林里那个有趣的塌陷坑；临睡前，他走进主人的书房，去拿斯维亚日斯基向他推荐的劳工问题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摆着一排排书柜，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笨重书桌，另一张是圆桌，以灯为中心，呈星形铺着各种文字的最新一期报纸和杂志。书桌旁有一个文具架，上面的小抽屉都贴着金字标签，分门别类放着各种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在摇椅上坐下。

——您在看什么？——他问站在圆桌边翻阅杂志的列文。

——哦，对了，这里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那本杂志。——原来，——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接着，他以特有的清晰，扼要地叙述了这些新的、非常重要而有趣的发现。尽管列文此刻满脑子都是农务，他听着主人讲，心里却在问：“他脑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瓜分波兰会引起他的兴趣？”斯维亚日斯基讲完以后，列文不由得问：“嗯，那又怎么样呢？”可是没有下文。有趣的只是那些“原来如此”。至于这为什么使他感兴趣，斯维亚日斯基没有解释，也不认为需要解释。

——是啊，不过那个动肝火的地主倒很引起我的兴趣，——列文叹了口气说。——他聪明，说的许多话很有道理。

——唉，得了吧！顽固透顶的暗地里的农奴主，他们全是这路货！——斯维亚日斯基说。

——可您是他们的头头呀……

——不错，只不过我领着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走罢了，——斯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我们的事业，也就是合理经营农业，行不通，行得通的只有放高利贷式的经营，像那个闷声不响的家伙那样，或者最老一套的经营。这该怪谁呢？

——当然怪我们自己。再说，说行不通也不对。瓦西里奇科夫家就行得通。

——工厂……

——可我还是不明白您惊讶什么。老百姓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这样低，凡是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显然都会反对。在欧洲，合理的农业行得通，因为老百姓有教养；可见，我们得教育老百姓——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怎样教育老百姓呢？

——要教育老百姓，需要三样东西：——学校，学校，还是学校。

——可是您自己说过，老百姓的物质发展水平很低。学校又能帮什么忙呢？

——您知道吗，您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劝人治病：“您不妨试试泻药。”“试过——更糟。”“试试水蛭。”“试过——更糟。”“那就只好祷告上帝了。”“试过——更糟。”我和您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更糟。教育——更糟。

——可学校到底能帮什么忙呢？

——给他一些新的需求呀。

——这一点我怎么也不明白，——列文激动地反驳。——学校怎么能帮助老百姓改善物质状况呢？您说，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新的需求。那就更糟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求。加减乘除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能帮助他们改善物质状况，我始终弄不懂。前天傍晚，我遇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农妇，问她上哪儿去。她说：——“去找巫婆，娃娃得了啼哭症，我抱去治治。”我问她巫婆怎么治啼哭症。“把娃娃放在鸡窝的栖架上，嘴里念念有词。”

——您瞧，您自己说出来了嘛！要她不把孩子抱上栖架治啼哭症，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快活地微笑着说。

——哎呀，不对！——列文恼火地说，——这种治法，我看正好是用学校治老百姓的妙方。老百姓穷、没有文化——这一点我们看得同农妇看啼哭症一样清楚，因为孩子哭她就知道是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穷和没文化的病——为什么学校能治它——那就像栖架上的母鸡能治啼哭症一样莫名其妙。得找出他穷的根源来治。

——嗯，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同您不喜欢的斯宾塞不谋而合了；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更富裕、更舒适（照他的说法是更经常洗澡）的结果，而不是会读书写字的结果……

——好啊，同斯宾塞不谋而合，我真高兴，或者相反，真遗憾；不过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学校帮不了忙，能帮忙的是那种经济制度：老百姓会更富，闲暇会更多——到那时候，学校自然也会有的。

——可如今全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教育。

——那在这一点上您自己同斯宾塞怎么看法呢？——列文问。

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又闪过一丝恐惧，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啼哭症的故事太妙了！真是您亲耳听见的吗？

列文看到，他永远也找不到这个人的生活同他的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议论会得出什么结论，他完全无所谓；他需要的只是议论的过程本身。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死胡同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这样，极力避免，便把话题转到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

这一天的种种印象，从半路农家那个印象（它仿佛成了今天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起，都使列文激动不已。这位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的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交场合才用一用，他显然另有列文所不知道的生活基础，而与此同时，他又随着那人多得不可胜数的大流，用同他格格不入的思想去引导舆论；这位愤愤不平的地主，被生活逼出来的那些议论完全正确，只是对整整一个阶级、对俄国最好的阶级的愤恨不对头；列文对自己活动的不满，以及隐隐约约地希望找到纠正这一切的办法——这一切汇合成一种内心的焦虑和对早日解决的期待。

列文躺在给他安排的房间里，身下的弹簧床垫随着他手脚的每一个动作而意外地把人弹起来，他久久无法入睡。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话，却没有一句引起列文的兴趣；而那个地主的论点倒值得琢磨。列文不由得回想他的每一句话，并在想像中修正自己当时对他的回答。

“是的，我当时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行不通是因为农民仇恨一切改良，必须用权力强制推行；可是，如果农业离了这些改良根本就行不通，您就对了；然而事实是行得通的，而且只有在工人照自己的老习惯干活的地方才行得通，半路那个老头家就是明证。您和我对农业共同的不满证明，错的不是我们，就是工人。我们早就凭着自己的一套、按欧洲的方式硬干，从来不问劳动力的特性如何。我们不如承认劳动力不是理想化的劳动力，而是有自身本能的俄国农民，并且按照这一点来安排农业。您想想，——我当时应该对他说，——要是您的农业办得像老头家那样，您找到办法让工人关心活计的成败，找到他们认可的改良的折中点，——那么，不损耗地力，您的收成就会比从前多一倍、两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工人；您剩下的那部分还是会更多，工人得到的也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降低农业水平，让工人关心农业的成败。具体怎样做——这是细节问题，但无疑是办得到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异常激动。他半夜没睡，仔细考虑实现这个想法的种种细节。他本打算第二天再走，现在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再说，那个穿低领衣服的妻妹总使他有一种像做了亏心事似的羞愧和悔恨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立即动身：——得赶在秋播之前向农民提出新方案，好按新的办法播种。他决定把整个农业制度彻底翻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