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计划的实行遇到了重重困难；但他全力以赴，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却达到了他可以问心无愧地相信这件事没有白做的地步。主要困难之一是：农务已经在进行，不可能停下来一切从头做起，只能一边运转一边改造机器。

他到家的当天晚上，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话中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胡闹，都不合算。管家说，这话他早就说过，只是人家不肯听。至于列文的建议——同雇工一起以股东身份参与整个农业经营，管家听了只是垂头丧气，什么明确的意见也没有表示，立刻说起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还要派人去翻耕第二遍；列文觉得，眼下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

列文同农民谈起同一件事，提出按新条件把土地租给他们，也遇到同样的主要困难：他们忙于眼前的活计，根本无暇考虑这项计划的利弊。

老实的牲口倌伊万，看来完全理解了列文的建议——全家参与分享牲口院的收益——也完全赞成这个办法。可是当列文向他说明将来的种种好处时，伊万的脸上就露出不安和抱歉的神色，表示他不能再听下去，连忙给自己找一件刻不容缓的活干：——不是拿起叉子把干草从牲口棚里叉出来，就是去打水，或者去清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不可克服的疑心：地主的目的除了尽量榨取他们之外，决不会有别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无论他对他们说什么）永远藏在他不说出口的东西里。而他们自己呢，说的时候说了许多，却永远不说出他们真正的目的。此外（列文感到那个爱发牢骚的地主说得对），农民订立任何协议，头一条不可更改的条件就是：不得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和使用任何新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更好，快犁效率更高，可是他们能找出成千上万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两样都不能用。列文虽然确信必须降低农业水平，却又舍不得放弃那些效益显而易见的改良。不过，尽管有这重重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了秋天，事情总算运转起来了，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农业照原样按新的合作条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他很快确信这办不到，就决定把农业分成几个部分。牲口院、果园、菜园、草场和划成几块的大田，分别构成独立的经营项目。老实的牲口倌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领会这个办法，他拉了一个以自家人为主的合作社，参加了牲口院的经营。那块撂荒八年、成了草坡的远田，由六户农民在能干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帮助下按新的合作条件承包了；农民舒拉耶夫按同样的条件租下了全部菜园。其余的仍照老办法经营；但这三个项目就是新制度的开端，列文全副身心都扑在上面。

不错，牲口院的经营至今不比从前强，伊万竭力反对给母牛盖暖和的牛棚、反对用奶油做黄油，说什么母牛放在冷处吃得少，酸奶油做黄油更合算，还要求像过去一样拿工钱，根本不关心他领的钱已经不是工钱，而是预支的一份红利。

不错，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家合作社没有照约定在播种前用犁翻耕两遍，推说时间来不及。不错，这个合作社的农民虽然约定按新办法经营，却不把这叫做共有的地，而叫对分租地；这个合作社的农民和列祖诺夫本人不止一次对列文说：“您就把地租钱收下得了，您省心，我们也自在。”此外，这些农民借故一再推延在租地上盖牲口院和干草棚的约定工程，一直拖到冬天。

不错，舒拉耶夫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像是故意歪曲了租地的条件。

不错，列文同农民谈话、向他们说明计划的种种好处时，常常发觉农民只是听着他说话的声音，心里却打定主意：不管他说什么，决不上他的当。这一点在他同农民中最聪明的列祖诺夫谈话时感觉特别强烈；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神气，分明在嘲弄他列文，又分明怀着坚定的信心：要说受骗，谁都有可能，他列祖诺夫可决不会。

尽管如此，列文还是觉得事情在进展，只要严格核算、坚持己见，将来总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制度的好处，到那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运转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仍由他操心的其余农务，加上书房里那本书的写作，把列文整个夏天占得满满的，几乎没有工夫去打猎。八月底，他从奥布隆斯基家送回马鞍的仆人那里听说，奥布隆斯基一家已经搬到莫斯科去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回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这种失礼的事想起来就羞得无地自容，算是断了后路，以后再也不好意思上他们家去了。他对斯维亚日斯基也一样，不辞而别。不过他同样再也不会去他们家了。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改革农业制度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他把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重读了一遍，又抄录了他没有的资料，重读了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不出所料，他找不到任何同他所进行的事业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例如穆勒的著作，他最早研究的就是穆勒，读得津津有味，随时希望找到萦绕心头的问题的答案），他找到的只是从欧洲农业状况引申出来的规律；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凭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在社会主义著作里看到的也一样——要么是美妙而不切实际的空想（那是他学生时代曾为之入迷的东西），——要么是对欧洲所处状况的修补，而俄国农业同那种状况毫无共同之处。政治经济学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而确定不移的规律。社会主义学说则说，照这种规律发展只能走向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没有给他答案，甚至没有给他一丁点儿暗示：他列文，以及全体俄国农民和地主，应该怎样使用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亩土地，才能使它们为公共福利发挥最大的效力。

既然已经着手干这件事，他就认真研读了同这个题目有关的一切资料，并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免得在这个问题上再遇到他在别的问题上常遇到的那种情形。往往他刚弄明白交谈者的意思，刚说出自己的想法，人家就忽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呢，琼斯呢，杜布瓦呢，米凯利呢？您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吧。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研究透了。”

他现在清楚地看到，考夫曼和米凯利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有极好的土地、极好的劳动力，在某些场合，比如半路那个农民家，劳动力和土地出产很多；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入资本，出产就很少；这只是因为工人只愿按他们特有的方式干活，也只会那样干；这种抵触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植根于人民的精神之中。他想，俄罗斯人民负有自觉地垦殖辽阔荒地的使命，在土地没有垦完之前，他们一直固守着为此所需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根本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坏。这一点，他想从理论上在书里、从实践上在自己的农业里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