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两个月过去了。已经是盛夏的中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段日子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他花了六年心血写成的那本书，一年前已经完稿，书名是：《试论欧洲与俄国国家制度的基础和形式》。其中若干章节和导言曾在定期刊物上发表，另一些部分他也念给自己圈子里的人听过，所以书中的见解对公众来说已不能算是完全新鲜的东西；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期待，这本书的问世定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纵使不能在科学界引起变革，至少也会在学术界掀起巨大的波澜。

这本书经过精心润色，去年已经出版，并分发给了书商。

他不向任何人打听书的销路，朋友们问起书的情况，他也只是不大乐意地、冷淡地应付几句，甚至不向书商打听卖得如何；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目光锐利地、紧张地关注着这本书将在社会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反响。

可是一周过去了，两周、三周过去了，社会上毫无反响；他那些专家和学者的朋友有时出于礼貌，还提一提这本书。其余的熟人对这种学术性的书不感兴趣，根本不跟他谈起它。社会上（此刻大家正忙于别的事情）更是一片彻底的冷漠。文学界也整整一个月对这本书只字未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连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都精确地计算过了，可是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依然是一片沉默。

只有《北方甲虫》登过一篇嘲笑歌手德拉班季倒嗓的诙谐小品，顺带对科兹内舍夫的书说了几句轻蔑的话，让人看出这本书早已被大家判了死刑，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到了第三个月，一本严肃的杂志上终于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曾在戈卢布佐夫家见过他一次。

文章的作者是个很年轻、多病的专栏作家，笔锋很犀利，但学识极其浅薄，为人又十分怯懦。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作者抱着十足的轻蔑，他还是怀着十足的敬意读起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很可怕。

这位专栏作家显然故意把整本书理解成根本无法理解的样子。但他摘录的段落挑选得极其巧妙，以至对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来说（显然几乎没有人读过它），事情再明白不过：整本书不过是堆砌华丽辞藻而已，而且用得很不得当（问号标明了这一点），书的作者完全是个无知之徒。这一切又写得那么俏皮，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己也不忍放弃这样的俏皮；但可怕之处正在于此。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检验书评人论据是否公允时极其认真，但他一刻也没有在被嘲笑的那些缺点和错误上停留——这一切都故意搜罗得如此明显——而是立刻不由自主地回忆他同这位作者的会面和谈话，一直想到最细微的地方。

「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他想起见面时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说的一句流露出无知的话，于是找到了这篇文章用意的解释。

这篇文章之后，关于这本书便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报刊上和口头上都再没有声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他倾注了如此热爱与心血写成的六年之作，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难受的是：书写完以后，他再没有从前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案头工作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明、博学、健康、精力充沛，却不知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到哪里去。客厅、代表大会、会议、委员会里，凡是能说话的地方，谈话占去了他的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久居城市的人，不允许自己像他那位没有经验的弟弟到莫斯科时那样把一切都消磨在谈话里；他还剩下许多闲暇和智力。

对他是件幸事：在这个因为著书失败而最难熬的时期，原先只在社会里潜伏着的斯拉夫问题，取代了异教徒问题、美国朋友、萨马拉饥荒、展览会和招魂术，开始成为话题，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来就是这个问题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这时候人们只谈、只写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别的什么也不谈。闲散人群平时用来消磨时间的一切，如今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说、太太们的装束、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着对斯拉夫人的同情。

对于这件事的许多言论和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细节上并不同意。他看出，斯拉夫问题已经成了那种时髦的风尚之一，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更替，供社会消遣；他也看出，许多人从事这件事怀着自私的、虚荣的目的。他承认，报纸登了许多不必要和夸大的东西，目的只有一个——引人注目和压倒别人。他看出，在社会普遍高涨的热潮中，冲在前面、叫得最响的都是那些不得志的和心怀不满的人：没有军队的总司令，没有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没有党徒的党魁。他看出这里面有许多轻率和可笑的东西；但他也看出并承认那种把社会各阶层联合为一、不容人不同情的、不断壮大的、无可怀疑的热情。同教教徒和斯拉夫兄弟惨遭屠杀，唤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慨。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在全民族心中激起了不只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去帮助自己兄弟的愿望。

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欣慰的现象——这就是社会舆论的表露。社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说法，人民的灵魂得到了表现。他越深入这件事，就越发觉得，这是一件必将获得巨大规模、开创一个时代的事业。

他把自己整个献给了为这一伟大事业的服务，把著书的事忘在脑后了。

他如今全部时间都被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写给他的信和向他提出的要求都来不及。

他工作了一整个春天和大半个夏天，直到七月才准备动身去乡下弟弟那里。

他去休息两个星期，打算在人民最神圣的深处，在乡村的僻静之地，好好欣赏一番民族精神昂扬的景象，这种精神的昂扬，他和全体首都及城市的居民都深信不疑。卡塔瓦索夫早就打算兑现对列文许下的去他家做客的诺言，便同他一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