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他为什么活着，他就找不到答案，陷入绝望；可是当他不再向自己提这些问题时，他仿佛又知道他是什么、为什么活着，因为他坚定而明确地行动着、生活着；最近这段时间，他甚至过得比从前更坚定、更明确了。

六月初回到乡下，他又恢复了往常的活动。经营农务，同庄稼汉和邻居打交道，料理家务，处理托付给他的姐姐和哥哥的事，同妻子、亲人的关系，照料婴儿，再加上今年春天迷上的养蜂新嗜好，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占据着他，并非因为他还像从前那样，用什么普遍的观点来证明它们的合理；相反，如今一方面由于从前为公共福利做的事屡遭失败而灰心，另一方面由于被自己的思想和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量事务所缠，他完全放弃了对公共福利的任何考虑，这些事占据着他，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他应当做他所做的事，——他没有别的做法。

从前（这几乎从童年开始，一直发展到完全长大成人），每当他想做点什么于大家、于人类、于俄罗斯、于全村有益的事，他都发觉这些想法是愉快的，但做起来总是不顺手，事情是否必要也拿不准，而这事起初显得那么大，越做越小，越做越小，最后化为乌有；如今，他结婚以后越来越只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务时已毫无快乐，却确信这事非做不可，看见它办得比从前顺利得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他像犁头一样，身不由己地在地里越扎越深，不翻出一道垄沟，就拔不出来了。

像祖辈父辈惯常那样过日子，就是说以同样的教育条件，在同样的条件里教养孩子，无疑是必需的。这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必需；为此，就像要准备饭一样，必须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经济机器运转得能有收益。正如欠债必须还钱一样无可置疑，必须保住祖传的地产，好让儿子继承产业时感谢父亲，就像列文感谢祖父置办和栽种的一切一样。为此，就不能把土地租出去，而要自己经营，饲养牲口，给田地施肥，栽种树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事，姐姐的事，所有来讨主意的庄稼汉的事，都不能不做，就像不能扔下怀里抱着的孩子一样。必须照料请来小住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还有妻子和婴儿，也不能不每天陪他们哪怕一小会儿。

这一切，再加上打猎和养蜂的新嗜好，填满了列文全部的生活；这种生活，只要他一想，就觉得毫无意义。

可是除了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之外，列文还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该怎么做，哪件事比别的更重要。

他知道雇工人要尽可能便宜；但不能用预支工钱的办法把他们拴住，让他们干得比工钱更贱，尽管这很有利。青黄不接时可以把干草卖给庄稼汉，虽说心里可怜他们；但小酒馆和小饭铺虽说来钱，却必须关掉。砍树必须尽量从严处罚；但牲口踩了庄稼不能收罚款，尽管这使看守人扫兴、也使禁戒松弛，踩了庄稼的牲口还是不能不放。

彼得每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的利息，必须借钱给他，把他赎出来；但对拖欠代役租的庄稼汉，却不能减免和宽限。管家把草场的草耽误了，草白白烂掉，这不能放过；但那八十亩种了幼林的地，却又不能去割。长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了跑回家去，不管多可怜他，也不能原谅，误工的几个月工钱要从重扣掉；但那些一无用处的年老仆人的月粮，又不能不照发。

列文也知道，回到家首先得去看望身体不好的妻子；而那些等了他三个钟头的庄稼汉，可以让他们再等一等；他也知道，虽说往蜂房里收蜂群有无穷的乐趣，他也得放弃这乐趣，让老头一个人收，自己同找到养蜂场来的庄稼汉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他不知道，如今他不但不去论证，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理使他怀疑，使他看不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当他不去想、只是过日子的时候，他就不断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位无误的裁判，判定两件可做的事中哪一件较好，哪一件较坏；一旦做得不对，他立刻就觉察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不知道、也看不出有可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活在世上为了什么，并为这种无知痛苦到害怕自杀的程度，同时又坚定地走着自己那条独特的、确定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