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楼一首诗，为什么能把宋江定成死罪？

宋江刺配江州，在浔阳楼自斟自饮，酒后题了一词一诗。词是《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诗后四句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通判黄文炳到楼上喝酒看见，抄了下来，认定是反诗，向蔡九知府告发。宋江装疯，被黄文炳用「疯人不会写这样的诗」点破，下死囚牢。 诗本身反不反？「凌云志」可以解成功名之志，「报冤仇」可以解成个人恩怨；但「血染浔阳江口」「敢笑黄巢不丈夫」两句，把个人怨气接到了黄巢身上。黄巢是唐末造反称帝的人，宋代士人不会不知道这个典故。再加上宋江是配军，有前科，诗的传播地点是公共酒楼，题在粉壁上，等于公开发表。文字狱的逻辑不需要作者真有反心，只需要读者能读出反意。 黄文炳的角色也值得一说。他不是官府的正职，是一个「通判」闲官，靠告发别人求升迁。他读诗时先问「这诗是谁写的」，再抄、再报，每一步都在把一首酒后牢骚变成一桩政治案件。书里把他的精明写得很细：宋江装疯，他一句「你明明是昨日写反诗，今日如何诈疯」就拆穿了。没有黄文炳，这首诗大概率只是一首失意者的牢骚；有了他，它就成了宋江上梁山的直接推手。 所以宋江的「反」是被读出来的，也是被逼出来的。他题诗时想的可能只是「我宋江也有本事，怎么落到这一步」；黄文炳读出的却是「此人要造反」。官府要的不是事实，是解释权。等到梁山劫法场把他救出去，宋江就再也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只是发牢骚了——他已经被那首诗、被那个告发者、被那场审判，推到了梁山泊。

宋江的诗和鲁智深的偈，为什么读起来像两个人写的？

宋江在浔阳楼题的是《西江月》和一首七绝：「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后面四句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鲁智深坐化前念的是偈：「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的诗是文人诗。有词牌，有典故（黄巢），有对仗，有「经史」「权谋」「凌云志」这类书面语。他写的是「我本该做大事业，却落到配军」，气是向外发的，怨是向上指的。黄文炳读出「反意」，正是因为这首诗的野心太明显。 鲁智深的偈是口语偈。没有词牌，没有典故，句子短，像说话：「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他不掩饰自己，也不解释自己；最后一句「今日方知我是我」，是向内收的，认的是自己，不是功名。 两个人物的语言，正好代表《水浒》的两种声音。宋江的声音是「士」的声音：要功名、要清白、要青史留名；鲁智深的声音是「江湖」的声音：不修善果、不怕报应、只认自己。作者把这两种声音放在一头一尾，没有评判，却让读者看出：一个越说越紧，一个越说越松。 语言不只是风格，也是命运。宋江一生都在用文人的语言替自己辩解，最后被文人的规矩（忠义、招安、御酒）收走；鲁智深一生都在用粗人的语言活着，最后用一首粗偈把自己送走。两种语言，两种死法。一个用典，一个不用典；一个向外，一个向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