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前面那几段是什么？

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的出版前言，共十五段：蒲叔献序四段、李廷允跋三段、小引两段、跋四段、题名两段。 蒲叔献序（庆元五年，1199）讲宋蜀刻本的刊刻缘起，并留下那句著名的评价：《太平御览》与《资治通鉴》并称，「《通鉴》载君臣治道之安危……《太平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李廷允跋给出引书数字「一千六百有九十」。小引引《国朝会要》开列十四位编修者姓名，并记校勘情况「凡三万字有奇」。末了是张元济乙亥年（1935）跋，讲赴日本访书、借照帝室图书寮与东福寺宋刻本的经过。 这些不是《太平御览》正文，但交代了底本的来历与校勘尺度，读之前先看一遍，能省掉许多疑惑。

这个底本是哪一种？跟别的本子有什么差别？

《四部丛刊三编》子部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东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即南宋蜀刻本系统的残帙拼合，其中二十六卷用日本喜多邨直宽影宋写本补足。 传世《太平御览》主要有三个系统：南宋蜀刻本（最善）、明活字本（倪炳校）、清鲍崇城刻本（通行，讹误较多）。底本卷末张元济跋说鲍本「舛误甚多，非特句读脱略、字画讹谬，而意义往往有不通贯者」，蜀本则多能校正。 差别的实际影响不小：鲍本与蜀本在门类分合、引文多寡上都有出入。所以引用《太平御览》注明卷次之外，还该说明所用版本。

张元济跋里讲的访书经过，跟底本质量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跋文说：戊辰年（1928）他赴日本访书，先在静嘉堂文库看陆心源旧藏，又在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见到宋蜀刻本，「虽各有残佚，然视陆氏所得为赢」，于是借照影印；残缺的二十六卷，用日本喜多邨直宽以影宋写本排印的本子补配。 这段话解释了底本的两个特征：一是它是拼合本——三个藏家的残帙加上一种补配，各部分的刊刻先后与精粗并不一致；二是补配的那二十六卷经过「覆写＋活版」两道工序，「词句讹谬」在所难免。 所以用这部书做精细校勘时，遇到关键异文，应当核对卷次是否落在补配的二十六卷之内。

小引里说「凡三万字有奇」的校改，今天还能看出痕迹吗？

看不出。这是关键的一点：底本小引自述「以别本参考，并从经史及其它传记校正，凡三万字有奇。虽未能尽革其误，而所改正十已八九」——也就是说，影印底本的祖本已经做过一次大规模校改，改过的字直接进了正文，没有留下独立的校勘记。 因此今天读这部书，正文里已经分不出哪些是宋初原文、哪些是庆元年间校改的结果。要追这个，只能用别本（鲍本、明活字本）对校。 同样属于「底本没给，无从补」的还有：一批卷没有页题，部名只能顺延；一批门名要从页题或目录卷取；书名不归并；纪年只收二字年号、带帝王名的不收。这些都不是整理者的疏漏，是底本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