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疑

《艺文类聚》为什么把天部放在第一卷，却把地部压到第六卷才出现？

翻开卷第一，天部门首条是《周易》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同门又引《尚书》「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礼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一路排到卷第二的天部下，收雪、雨、霁、雷、电、雾、虹；随后是卷第三至第五的岁时部，从春夏秋冬到元正、寒食、上巳、端午、七夕，再到社、伏、腊、律、历；直到卷第六才见地部，门「地」起首作「神农书曰．湛浊为地」，接着野、关、冈、岩、峡、石、尘，再转入州部、郡部。天与地本是并称的一对，这里却被岁时部整整隔开三卷，原因不在分类疏漏，而在编纂者对「类」的排序理解。欧阳询序说「金箱玉印，比类相从」，比类不是按概念对偶平摆，而是按宇宙生成与人事秩序的递降来排：天先立其体，岁时次明其时，地再定其位。若按后世类书常见的「天地」连排，岁时部反而无处安放：它既不属于天象，也不属于地理，只能插在两者之间充当过渡。这也解释了一个细节：地部不设在卷第三，而是让岁时部占满三卷之后才落地，说明在编者心中，天时是先于地理的一层。读者若按现代百科的天文—地理—人事三分法去找地部，会连翻五卷而不得，这正是类书按义类而非学科排列造成的检索落差。还有一层旁证：卷第二的天部下把雪、雨、霁、雷、电、雾、虹依次排开，这些都不是天体，而是天所降下的现象，说明「天部」在本 书里并不等同于今天的「天文」，它收的是天所生成的一切。读者若按现代学科去找行星、日食，会失望；若按天之所降去找雨雪雷电，则一卷之内俱全。把天部读成天的现象总汇，就能理解为什么岁时部可以紧随其后：岁时也是天所降下的节律。

卷第六一卷之内为什么同时出现地部、州部、郡部三个部名？

把卷第六从头读到尾，会看到三个独立的部级标题依次出现：先是一行「地部」，其下门为「地」「野」「关」「冈」「岩」「峡」「石」「尘」；接着一行「州部」，门「州」以「春秋说题辞曰．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开篇，随后冀州、杨州、荆州、青州、徐州、兖州、豫州、雍州、益州、幽州、并州、交州各立一门；再一行「郡部」，门「郡」之后列河南郡、京兆郡、宣城郡、会稽郡。也就是说，这一卷承载了三个部，不是排版事故，而是原书体例：一部之内门数多寡悬殊，地部仅八门，州部十三门，郡部五门，若各占整卷会浪费大量篇幅，编者便把相邻的同类部合并到同一卷，以部标题行而不是卷标题来切部。目录里常见的卷第六 地部只是卷首部名，不能当成全卷唯一部名。这也带来检索上的一个陷阱：只按卷标题抓部名，会把州部、郡部整块误挂到地部名下，州、郡两部的门数、引书分布随之全部错位，「州之言殊也」这条关键训释也会被算进地部。数据层因此把 volume 的 divisions 记成地部,州部,郡部序列，而不是单值，并在部表里分别记下各部的首末卷。可与卷第九十七对照：那一卷同样是「鳞介部下」之后接「虫豸部」，卷第九十八、九十九则是一部两卷。可见一卷一部在本书里只是常态而非铁律，卷是篇幅单位，部是义类单位，两者并不一一对应。目录若按卷列部，就会把这层错位掩盖掉。卷内换部也让部序不再是单一的卷序，研究四十六部的顺序时必须回到部行，而不是卷标题。这种跨部合卷的做法，在全书四十六部里并非孤例，读者须逐卷核对部行。

卷第八题作「山部下」，为什么后半卷突然转入水部？

卷第八的标题是卷第八·山部下，正文前半仍是山：虎丘山、蒜山、石帆山、石鼓山、石门山、太平山、岷山、会稽诸山、交广诸山。读到「水部上」一行，部名换了，紧接「总载水」门，首条为「易说卦曰．坎为水．润万物者．莫润于水」，再往下是海水、河水、江水、淮水、汉水、洛水。于是卷第八实际横跨山、水两部，卷第九则接「水部下」的壑、四渎、涛、泉、湖、陂、池、谿、谷、涧、浦、渠、井、冰、津、桥。为什么要把水部上挤进山部下的卷末？因为山与水在义类上相连：山为骨，水为脉，编者把「总载水」与「海水」「河水」这些总纲性门放在山部收束处，正好接上卷第九的具体水体门。这也说明卷标题里的上/下不是部的完整单位，而是篇幅的切分标记。若按卷标题判部，水部上会被整块吞进山部，水部的门数就从二十三门掉到十六门，引书统计也会跟着偏，连「坎为水」这类易学定位都会挂到山部名下。数据层以卷内「部行」为最高证据，正是为了接住这种跨卷、跨部的切分。水部上收的是总纲与大海大河，水部下收的是壑、泉、湖、池、井这些具体水体，两者合成二十三门。读者查「海」「河」应去卷第八，查「湖」「池」「井」应去卷第九；若只按卷标题，前者会被当成山部，后者才是水部，同一部被切成两半。山部与水部在总载门之后都先列「总名」再列专名，这一编排在本书里反复出现，可当作识别总—分结构的标记。由此可见，「部」的边界在本书里是可以移动的，唯有门名与引书能稳定定位。因此卷标题只能当入口，不能当部界，这是读本书最基础的一条规则。

岁时部为什么要占三卷，而不是像天部那样上下两卷就够？

岁时部从卷第三「岁时上」起，经卷第四「岁时中」，到卷第五「岁时下」，整整三卷。三卷的分工很清楚：上卷是四季，门为春、夏、秋、冬；中卷是节令，门从元正、人日、正月十五日、月晦、寒食、三月三日，一路排到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九月九日；下卷是时令杂目，门为社、伏、热、寒、腊、律、历。卷第四元正门首条引「尚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把节令追溯到经典；同门又收「列子曰．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把礼俗落到故事；再引「汉杂事曰．正月朝贺．三公奉璧上殿」，把朝仪写进制度。三卷的篇幅说明岁时在类书体系里不是附属天象的小类，而是「天时」与「人事」的接缝：四季是自然节律，节令是人事安排，律历则是制度化的时间。编者把三者分成三卷，等于把时间从自然、民俗、制度三个层面各切一刀。若只按「岁时」二字理解，容易以为三卷都是节气，实际下卷的律、历已经进入制度史与历法史。读者查寒食、上巳，应去卷第四；查社祭、伏腊，应去卷第五，卷次错位就会扑空。下卷的律、历两门尤其值得注意：律讲乐律与度量，历讲历法沿革，它们把时间从自然节律推进到制度与技术。也就是说，岁时部三卷实际完成了三级跳：四季（自然）、节令（民俗）、律历（制度）。这条线索在别的类书里往往拆散，本书却用三卷连成一气。上卷四季各门收的是节候与农事，中卷节令收的是礼俗与朝仪，下卷律历收的是制度与技术，三卷的引书也随层递变：上卷多引礼记月令，中卷多引史书杂事，下卷多引律历志。

符命部为什么只有一门、只占一卷，却仍单独立为一部？

卷第十的标题是「卷第十·符命部」，卷内只有一个门，门名「符命」，首条为「春秋潜潭巴曰．里社鸣．此里有圣人．其呴则百姓归之」，随后是尧母庆都遇赤龙而生尧、汤母扶都见白气贯月而生汤、殷纣时五星聚于房而周兴一类受命之符。以门数论，它是全书四十六部里最单薄的一部，只有一门；以篇幅论，也只占一卷。但它仍然独立成部，因为符命在唐初的政治话语里是独立义类：它既不属于天象，天部讲的是天体运行、日月星辰；也不属于帝王，帝王部讲的是历代君主的行事。符命专门收受命之验——瑞应、异象、感生神话，回答的是为什么这个人能当皇帝。编者若把它并入帝王部，帝王部的门序就会被符命打乱；并入天部，又会把人事符应混进自然天象。独立成部，等于给它一个专属位置，使「天命」成为可与「帝王」并列的叙事层。这正好与卷第九十八至九十九的祥瑞部形成分工：符命讲开国受命，祥瑞讲治世嘉瑞。两部门名有交叉，如龙、凤、马、龟在祥瑞部重现，但符命只收革命受命之符，祥瑞则收日常德政之感。读者查赤龙感生应去卷十，查「黄龙见」应去卷九十八，混查会把开国之符与太平之瑞读成同一类。一个边界案例是卷第九十八祥瑞部的「龙」门与卷第十符命部：符命只收开国受命之符，如赤龙感生、五星聚房；祥瑞则收治世之瑞，如黄龙见、甘露降。同一个龙，在符命里是受命之证，在祥瑞里是德政之应。分不清这两个语境，就会把开国之君的神话与太平之世的祥瑞读成同一类材料。符命部虽小，却承担了全书开篇的合法性叙事，位置不可替代。

内典部为什么把两卷题作「内典上」「内典下」，而不像别部那样写「内典部」？

卷第七十六题「卷第七十六·内典上」，卷第七十七题「卷第七十七·内典下」，两卷都不带「部」字，卷内也没有独立的部标题行。卷第七十六的正文从门「内典」开始，首条「后汉书曰．明帝梦金人．长丈余．头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下续收天竺、身毒、佛道法、西域志一类记载；卷第七十七开头却不立新门，第一行就是文体标记【寺碑 下】，整卷都是碑文、寺碑序、放生碑、众食碑。这说明内典部只有一个门，却跨两卷，第二卷直接从「文」的部分接续，把「事」留在上卷。题名用内典上/下而非内典部，是因为「内典」本身就是佛典的别称，编者视其为一部之整体，上下只是篇幅切分。这与山部作山部上/山部下、服饰部作服饰部上/下的写法不同：那些部名后仍留「部」字，内典则省略。若按字面把「内典上」「内典下」当成两个部，四十六部就会变成四十七部，内典部也会从一门虚增为二门。数据层据此把两卷归一到内典部，并保留上下卷的行号切分，读者仍可按卷七十六查事、卷七十七查碑文。卷第七十七的【寺碑 下】标记本身也说明文体层的独立性：这一卷没有门名行，文体标记直接充当卷首的分栏标记。读者若只按「门」检索，会以为卷七十七没有内容；其实它有整卷碑文，只是挂在卷七十六的「内典」门之下。碑文部分还保留「寺碑 上」「寺碑 下」的上下切分，说明文体层内部也有篇幅分卷，不只是门才分卷。把卷七十七读成碑文卷而非「空卷」，是使用内典部时最要紧的一步。上下两卷合看，才是一个完整的内典部，缺一即残。

「总载山」「总载水」「总载帝王」这些带「总载」的门，到底是门名还是编者加的说明？

卷第七山部第一部门的名字就是「总载山」，其后才是昆仑山、嵩高山、华山、衡山、庐山、太行山、荆山、钟山、北邙山、天台山、首阳山、燕然山、罗浮山、九疑山；卷第八水部上部同样以「总载水」起首，首条「易说卦曰．坎为水」；卷第十一帝王部第一部是「总载帝王」，卷第四十五职官部第一部是「总载职官」，卷第五十一封爵部第一部是「总载封爵」，卷第六十一居处部第一部是「总载居处」。这些总载X都是原书目录里的正式门名，不是后人加的提示语。它们的功能是把该类目的总论性材料集中在前：总述山之为山、水之为水、帝王之为何物、职官之沿革，再分列具体名目。因此一部之内往往呈现先总后分的双层结构：总载门收定义、总论、通名，分门收具体对象。读者若把「总载山」当成一句说明而跳过，就会漏掉整部书的义界定义，例如山部总载门里对「山」的训释、水部总载门里「坎为水」的易学定位、职官总载门里对官制的源流考。检索时也应把「总载」当成关键词保留，它标记的是这一类是什么，而不是这一类里有什么；若按门名去重时把总载X删掉，各部的总论层就会整体消失。从引书看，总载门偏爱经部与训诂书：山部总载多引尔雅、说文、释名，水部总载多引易说卦、尚书、谷梁传，帝王总载多引纬书与史书。这与分门偏爱地记、别传、诗赋形成对比：总载门负责定义，分门负责实例，引书来源也随之分层。总载门的段数往往不多，却条条是定义，读者若按段数排序，会把这些关键门排到很后面，这是用数量指标读类书时最容易犯的错。

「马」为什么在兽部和祥瑞部各立一门，两处材料有什么区别？

兽部卷第九十三有门「马」，首条是「尔雅曰．马膝上皆白．惟馵」，以下密收马的毛色、齿岁、形体、名驹，如「马八尺曰駥」「绝有力曰戎」，属于博物与制度层面的马；同门后段还有马政、驿传、战马的故事。祥瑞部卷第九十九也有门「马」，首条「瑞应图曰．玉马者．王者清明尊贤则至」，收的是玉马、腾黄、吉光一类神马，讲的是「王者德御四方则至」的瑞应逻辑。同一个「马」字，在两部里指向两种对象：兽部的马是实有的牲畜，祥瑞部的马是德政的符号。类书的分类不是按字面去重，而是按义类分置：凡关涉形名、畜养、骑乘、战阵的，归兽部；凡关涉王者受命、太平之应的，归祥瑞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祥瑞部的门名大量借用动物名：龙、凤、鸾、乌、雀、鷰、鸠、雉、马、鹿、狐、兔、龟、鱼都各立一门，但收的都是「见则天下安」的瑞应，而不是该动物的博物志。查马政应去兽部，查玉马、腾黄应去祥瑞部；若只按门名检索而不看部名，两处材料会混成一批，读起来像前后矛盾，甚至会误把「玉马」当成一种真实马种。祥瑞部的「马」尤其容易误读：玉马、腾黄、吉光都不是现实马种，而是「王者清明尊贤则至」的符号。同门还引「一本曰．玉泽马者．师旷时来」，把瑞应与具体时代人物挂钩。若把玉马当马种查，会一无所获；若把它当瑞应查，则与龙、麟、龟同属一套话语。兽部马门还收「相马经」一类专门书，祥瑞部马门则收瑞应图一类图记，两套引书几乎不重叠，正好说明两门的材料来自不同知识传统。两门同名而实异，正是类书以义类分，不以字面分的最好例证。

龙既在鳞介部又在祥瑞部，编者凭什么把同一种神物拆成两处？

鳞介部卷第九十六有门「龙」，首条「说文曰．龙．鳞虫之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接着「广雅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收的是龙的形类、别名、变化与传说，把它当作鳞虫之首来博物；同门还收「山海经曰．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乘两龙」一类神话。祥瑞部卷第九十八也有门「龙」，首条「瑞应图曰．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能巨细．能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渔．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收的是黄龙负图、有圣则见一类受命之瑞。两者的分界不是真龙/假龙，而是物类/符应：鳞介部回答龙是什么、有几种、如何变化；祥瑞部回答龙何时出现、出现意味着什么。这种一名两门的做法在类书里很常见，祥瑞部几乎把常见瑞物都单独立门，宁可与前部重名，也不肯把瑞应材料打散到各物类门下。代价是读者若只按门名检索，会在两处读到语气完全不同的龙；好处是「瑞应」作为一个完整的话语系统被保存下来，不至于被博物条目淹没。研究龙的形象史，两处都要看；研究政治符瑞，只需卷九十八。两处的引书体系也不同：鳞介部龙门的骨干是说文、广雅、山海经，属训诂与博物；祥瑞部龙门的骨干是瑞应图、孝经援神契一类纬书与瑞应图记，属符瑞之学。引书来源的差异，比门名更能说明两门的性质。鳞介部龙门还收「元命苞」一类纬书讲龙之生，祥瑞部龙门则收「瑞应图」讲黄龙见，纬书与瑞应图虽相邻，用途却不同：前者解释龙的生成，后者判断龙出现的政治含义。

卷第五十六杂文部为什么把「诗」「赋」当作门名，诗赋不是文体吗？

卷第五十五至五十八是杂文部，卷第五十六的门依次是「诗」「赋」。门「诗」首条为「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下收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汉书「诵其言谓之诗」、文章流别论等对「诗」这一文体的界说与源流；门「赋」首条「毛诗序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以下收释名「赋．敷也．敷布其义」、东观汉记、桓子新论等论赋之语。这里的「诗」「赋」不是要收诗赋作品，而是把「诗」「赋」当成论题，收的是关于诗赋的论述、序跋、源流考。这与每门内部用【诗】【赋】标记收作品的体例正好相反：门名层面的「诗」是论诗，文体标记层面的【诗】是录诗。同字两义，靠层级区分：门名在短行位置，文体标记在【】里。读者若把卷第五十六当作诗赋选集，会读到一整卷诗是什么赋是什么的议论而找不到作品；若把每门里的【诗】当成门名，又会把文体层误抬成部类层。数据层把门名与文体标记分成两张语义：section_group.name 与 passage.style，正是为了防止这两层混同；检索时查诗门与查诗体也应分开。杂文部前半的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五门，收的是如何读书、如何论文的材料；后半的诗、赋、七、连珠、书、檄、移，收的是文之体；末尾的纸、笔、砚，收的是文之器。一条从学、体到器的线索，使杂文部成为全书中唯一以「文」本身为对象的部。读者要研究唐初的文章学，这一部比任何别集都集中。门名与文体名的同形异义，是本书检索中最容易踩的坑之一。

卷第五十七的门名只有一个「七」字，这是漏字还是原目如此？

卷第五十七杂文部的门序是「七」「连珠」，其中「七」是一个单字门名，底本就这么写。门「七」首条为「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接着列「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等篇，再往下收「汉枚乘七发曰．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以及傅毅七激、刘广世七兴等完整篇章。可见「七」指的是以「七」为体的赋类文章，源自枚乘《七发》，后世仿作形成七体。编者用一个「七」字立门，不是残缺，而是当时文论中的通行简称，正如「连珠」也是以体立门。这类以文体为门名的做法，与卷第五十六以「诗」「赋」立门同属一层：杂文部专门收文之体，门名即体名。检索时若把单字门名当成衍字删去，七体材料就会失去归属；若按字数过滤门名，也会把「七」漏掉。数据层因此不对单字门名做任何剔除，只在长度分布里如实记录；读者若要研究七体，应从「七」门进入，再沿「七发」以下的仿作序列读，而不是按作者检索。七体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存在：它以枚乘《七发》为祖，形成「七激」「七兴」「七依」等仿作序列，但后世总集多把它归入赋类，不单列。本书却单立「七」门，与「赋」门并列，说明唐初的文体观念里，七仍是独立一体。这一点对研究文体分类史很有价值：同样的材料，在不同时代会被分到不同门类。七门的篇目序列本身也是一部小型七体文学史：从枚乘七发，到傅毅七激、刘广世七兴，再到傅玄七谟序的总结，编者把仿作链条按时代顺序排了下来。

卷第九十七有一行写作「蜘蛛　蛸」，中间空一格，这是两个门还是一个门？

卷第九十七虫豸部的这一行，底本作「蜘蛛　蛸」，中间是全角空格。紧接其后的正文是「尔雅曰．蜘蛛．蛛蝥」，再下「又曰．蟏蛸．长䗁」，再下「又曰土蜘蛛」「草蜘蛛」，夹注还解释「北燕谓之毒蝥．齐人呼杜公．江东呼蝃蝥」。从内容看，这一门讲的是蜘蛛与蟏蛸两类，正文用「又曰」把蟏蛸并进同一门，并未另立门名。若按空格硬拆成「蜘蛛」「蛸」两门，「蛸」会变成一个毫无着落的残名，且蟏蛸的材料仍留在前门，反造成门名与内容错配；更糟的是，门数会凭空多一门，虫豸部的门序随之错位。因此数据层取门名为「蜘蛛」，把这一行记为门名粘连已归一的异常，而不拆字。这里也暴露了底本的一个通病：门名行偶有残字、并字，单看一行无法判断，必须回看下一条引书的训释对象。类书门名的可靠性，往往取决于紧随其后的第一条训诂；「尔雅曰．蜘蛛．蛛蝥」就是最硬的证据。读者若见门名可疑，应先读其下第一条训释，再决定信不信这个门名。虫豸部的门名残损并非孤例：同卷还有「蜘蛛　蛸」这样的并字，卷第六十九有「风发曜光空月照霜」这样的诗文断行，卷第七十三有「狂药惑最觞恶德醉」。这些残行多出现在诗歌、铭文之后，说明底本在传刻时对韵文的分行处理最不稳定。遇到可疑短行，先看它前面是不是一段以「铭曰」「诗曰」收尾的韵文。这类残行还提醒我们：底本的行并不总是语义单位，有时只是版面的行；把行等同于段，会把一句诗切成几段，也会把两个门挤成一行。遇到这类残行，最稳的处理是保留原行、记异常，不替底本改字。

州部为什么给冀州、杨州、荆州等每一州都单独立门，而不是合成一个「州名」门？

卷第六州部的门序是「州」，其后冀州、杨州、荆州、青州、徐州、兖州、豫州、雍州、益州、幽州、并州、交州，一州一门；郡部同样，河南郡、京兆郡、宣城郡、会稽郡各立一门。总门「州」收界说与九州沿革，如「春秋说题辞曰．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物理论曰．九州变易交错不同．禹贡有梁州．无并州．周官有并州．无梁州」，分门则收各州的山川、沿革、牧守、典故，如冀州引尔雅「两河间曰冀州」，会稽郡引晋中兴书诸葛恢为会稽太守事。这种一总多分的结构，使州部十三门实际是一个总论加十二个实例。为什么不合成一个门？因为每州材料都足以独立成篇，且引书来源不同：冀州多引尔雅、周官，荆州多引荆湘记、盛弘之荆州记一类地记。合成一门会让地记材料互相穿插，读者无法按州检索，也无法看出各州材料的来源差异。类书的门，本质是可独立检索的最小义类单位；只要材料量够、来源可辨，就单独立门。郡部只列四郡，也遵循同一原则：不是所有郡都立门，而是只给材料较备的郡立门。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帝王部的一人一门、鸟部的一鸟一门。州部、郡部的材料大量来自地记，如盛弘之荆州记、王韶之始兴记、宜都山川记，这些地记多已失传，赖类书保存。按州立门，正好让同一地记的佚文集中在一处，便于辑佚；若合成一门，同一地记的条目会被分散到不同州下，辑佚者要逐条翻检。门的划分在这里直接服务于文献保存。郡部只列四郡，也说明「门」的设立取决于材料存量，而不是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读者不能拿郡部四门去推断唐初只有四郡。

卷第八十一题「药香草部上」，卷第八十二却题「草部下」，这两卷到底是一部还是两部？

卷第八十一的标题是「卷第八十一·药香草部上」，卷第八十二的标题是「卷第八十二·草部下」，后者没有「药香」二字，看上去像另一部。但看门序：卷第八十一以「药」「空青」「芍药」「百合」「兔丝」「女萝」「款冬」「天门冬」等药类门起，中段有门「草」，收「尔雅曰．卉．百草」「草谓之荣．荣而实谓之英」一类总论，再到兰、菊、杜若、蕙、蘼芜、郁金、迷迭、芸香、藿香等香草；卷第八十二则以芙蕖、菱、蒲、萍、苔、菰、荻、蓍、茗、茅、蓬、艾、藤、菜蔬、葵、荠、葱、蓼等草木继续，直到卷末。两卷的门是同一套草木谱系的上下半，卷八十二不是独立的「草部」，而是药香草部下的简写。数据层把「草部下」归一到「药香草部」，正是依据这一连续性：若按卷标题字面立部，药香草部会被拆成「药香草部」与「草部」两部，四十六部变成四十七部，门数也会被切成两段，药与草的分类关系随之断裂。判断这类简写，不能只看卷标题，要看门序是否接着上一卷的同类目往下排；同样的情况还有卷七十六「内典上」与卷七十七「内典下」。药与草在本书里并未截然分开：卷八十一先药后草，药门收空青、芍药、百合，草门收兰、菊、杜若，香草与药草交错。这说明唐初的「药」「草」还不是现代的药物学与植物学之分，而是按用途与香气分。读者若按现代分类找药用植物，会发现同一植物可能出现在药门、草门、香草门三处。药香草部之名本身也透露分类逻辑：药、香、草三类并置，按用途（疗、香、常）而非按植物学归类，这正是类书以用分类的典型。

卷第八十五前半是百谷部、后半是布帛部，为什么把谷和布放在同一卷？

卷第八十五开头是「卷第八十五」，没有卷标题的部名，正文第一行「百谷部」，门「谷」首条为「尔雅曰．中有岱岳．五谷鱼盐生焉．谷不熟为饥．仍饥为荐」，以下禾、稻、秔、黍、粟、豆、麻、麦各立一门；读到「布帛部」一行，部名换了，门为素、锦、绢、绫、罗、布。谷与布在今日看来属于农业与纺织两个门类，编者却让它们同卷相邻，理由是二者都属民生之本：谷供食，布供衣，衣食并列。百谷部讲种植与歉熟，布帛部讲织造与服制，正好接上衣冠部、服饰部：卷第六十七衣冠、卷第六十九至七十服饰，讲的都是穿在身上的成品，而布帛是它们的原料。这种把「食」与「衣」并置的做法，是类书按生活资料而非按现代学科分类的典型证据。读者若按「农业」找布帛，会去产业部；若按「纺织」找百谷，会去食物部，都会落空。卷内的「部行」才是真正的部界，卷标题只是卷首部名；同类的跨部合卷还有卷第六的地、州、郡与卷第九十七的鳞介、虫豸。布帛部的门序也值得看：素、锦、绢、绫、罗、布，从素朴到华贵排列，与服饰部的衣冠、袍、裙襦、裘、带相衔接。谷—布—衣冠—服饰，构成一条从原料到成衣的链条，横跨卷八十五、六十七、六十九至七十。读者若研究唐代以前的衣料，应把这几个部连起来读，而不是只看服饰部。布帛部六门之后没有再列织物纹样与染色，说明这一部的材料以名目与制度为主，工艺细节留给了别的门类或别的书。衣食并列的编排，也解释了为什么食物部与服饰部在部序上相隔不远。衣食两端，正是民生类目在类书里最朴素的排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