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单八人的座次，到底是按什么排的？

第七十一回石碣译出，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座次一锤定音。表面上的规则很简单：天罡在前，地煞在后；天罡内部按星名排，地煞内部也按星名排。宋江第一，卢俊义第二，吴用第三，公孙胜第四；关胜第五，林冲第六。地煞里孙立第三十九，时迁第一百零七。 可这套「天意」背后，是宋江、吴用对派系的平衡。梁山的人马来自多处：晁盖旧部（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宋江嫡系（花荣、李逵、戴宗、张顺）、二龙山（鲁智深、武松、杨志）、登州派（孙立、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降将派（关胜、呼延灼、秦明、董平、张清）、大名府派（卢俊义、燕青）、庄主派（李应、柴进）。座次要把这些派系排平，又不能让人看出偏向。 几个位置最能说明问题。关胜排第五，在林冲之前：关胜是关羽之后，又是降将，抬高他，是给朝廷降将一个信号。孙立排第三十九，地煞：他武艺不低，还是登州派的首领，可登州派整体被压低，孙立只能在地煞。时迁排第一百零七：功劳不小，出身是贼，只能垫底。宋清排第七十六：宋江的弟弟，没多少战功，位置却不低。 所以座次不是功劳簿，是政治表。石碣给它一个「天意」的形式，宋江、吴用给它一个「派系平衡」的内容。读者觉得不公，恰恰说明它写的是真实的权力分配：功劳、出身、关系、派系，四样都在里面，没有一样能单独决定。 座次排完，梁山的职务也分好了：五虎上将、八骠骑、步军十头领、水军八头领、监造诸事。座次是名分，职务是实权，两者并不完全重合；有人座次高而不管事，有人座次低却管钱粮。

受招安之后，梁山军到底归谁指挥？

第八十二回宿元景赍诏招安，梁山全伙下山，一百单八人「尽入官军」。可招安之后，梁山军并不是归宋江随意调遣。朝廷给的名义是「奉诏破辽」「奉诏讨田虎」「奉诏讨王庆」「奉诏讨方腊」，每一次出兵都要有诏书；宋江的身份是「先锋」，卢俊义是「副先锋」，上面还有招讨使、经略相公、枢密院。 节制关系大致分三层。第一层是皇帝与朝臣：徽宗下诏，蔡京、童贯、高俅掌枢密院，决定发兵、粮饷、赏罚。第二层是主帅：征辽时归宿元景一系的招讨使节制，征方腊时归张叔夜、刘光世等节制；宋江只是前锋，不是主帅。第三层是梁山内部：宋江以「哥哥」的身份管一百八人，可这个身份在官军编制里没有正式名分。 这套安排埋了两个问题。第一，粮饷受制于人。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朝廷犒赏被克扣，小卒怒杀厢官，宋江挥泪斩小卒——这就是「归谁管」的直接后果。第二，功劳受制于人。梁山军打赢了，功劳要经枢密院、经童贯高俅的手；他们不打，功劳就归别人；他们打了，又怕梁山坐大。 所以招安之后的梁山军，是一支「有编制、无根基」的军队。它听朝廷的，朝廷不信任它；它听宋江的，宋江没有正式名分；它替朝廷打仗，朝廷克扣它的粮饷。征方腊十损七八，不只是方腊能打，也是这套编制让梁山军没有补充、没有退路。招安给了他们一个名分，没给他们一个后方。 招安后的第一次出征是征辽，梁山军打得很顺，几乎没有折损；这不是因为辽国弱，是因为朝廷还需要他们。等到方腊打完，梁山的利用价值没了，朝廷的态度就变了。

「生辰纲」的十万贯，到底是一笔多大的钱？

生辰纲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生日礼物，价值十万贯金珠宝贝。宋代一贯通常折一千文，十万贯就是一万万文。这个数字在书里不是随口写的：梁中书对杨志说，去年送的生辰纲被人劫了，今年要送十万贯，须得一个得力的人押送。十万贯是「去年被劫」之后再加码的数字，说明梁中书搜刮之重。 十万贯能买什么？书里没有直接换算，但可以比。武松在阳谷县做都头，一个月的俸禄不过几两银子；郓哥帮武大捉奸，得了五两银子就欢天喜地；鲁达给金翠莲父女盘缠，凑了十五两银子；宋江给李逵十两银子，李逵就认定他是好人。十万贯若按一两银子折一贯左右粗算，是十万两的量级，够一个中等人家过几辈子。 这笔钱对梁山的意义，是「第一桶金」。晁盖七人劫了生辰纲，事发后上梁山，这笔钱成了梁山的起家资本。王伦时代的梁山，靠打劫过路客商；晁盖上山后，梁山才有能力养更多的人马、打更大的仗。所以生辰纲不只是一次抢劫，是梁山从「小寨」变成「大寨」的经济基础。 最值得留意的是这笔钱的来源。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大名府知府，十万贯是他搜刮的民脂民膏；他送生辰纲，是为了保住官位、讨好岳父。晁盖劫生辰纲，名义上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可梁山后来打祝家庄、打大名府、抢州府粮仓，用的也是同一套逻辑：把「不义之财」变成「山寨之财」。这笔钱的正义性，从黄泥冈开始就没有真正说清过。 十万贯的数字，也解释了梁中书为什么怕。去年被劫过一次，今年再加码，说明这笔钱不是小数；梁中书派杨志，是因为他再也丢不起第二次。

杨志只是翻了船，为什么就把官丢了？

杨志是杨家将后人，做到殿司制使，替朝廷押运花石纲。花石纲是宋徽宗为修艮岳，从东南各地搜罗奇花异石，经运河运往东京的船队；十船为一纲，故名「花石纲」。杨志押运的一纲在黄河里翻了船，花石失陷，他因此丢了官，遇赦后回东京打点，想官复原职，却被高俅一笔批倒，赶出殿帅府。 为什么翻一次船就丢官？第一，花石纲是皇帝的私产，不是普通官物。失了花石，等于失了圣意，责任比失军粮还重。第二，杨志没有背景。他是杨家将之后，可到他那代已经没落；朝中没有人为他说话，高俅一句「你是个犯罪的人，如何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就把路堵死。第三，制度本身不留余地。宋代押运官物失陷，例有重罚；遇赦只能免罪，不能复职。 丢官之后，杨志穷到卖祖传宝刀。牛二在街上寻衅，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杨志一怒杀了他，刺配大名府。梁中书看他武艺好，提拔他做提辖，派他押送生辰纲——这是杨志第二次押运，也是第二次失陷。第一次失了花石纲，第二次失了生辰纲，两次都是「押运官物」，两次都遇到「意外」。 所以杨志的悲剧，不只是一次翻船。花石纲让他丢了官，生辰纲让他丢了前途；两次失陷之间，他卖刀、杀人、刺配、被提拔，始终想回到体制里。可体制给他的，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先夺他的官，再夺他的差，最后把他逼上二龙山。梁山收杨志，收的是一个被「押运」毁掉两次的人。 花石纲在书里只出现一次，却是杨志一生的起点。没有花石纲，他不会丢官；不丢官，他不会卖刀；不卖刀，他不会杀人；不杀人，他不会刺配；不刺配，他不会押生辰纲。一条线，从翻船开始。

柴进有丹书铁券，高廉为什么还敢抓他？

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嫡派子孙。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从后周幼主手里取天下，为安抚柴家，赐了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凭它可以免死罪。柴进把铁券供在家里，以为这是一道护身符。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舅殷天锡要强夺柴进叔父柴皇城的庄园，柴进拿出铁券理论，殷天锡不认，李逵一怒打死殷天锡，高廉便把柴进下狱，严刑拷打。 高廉为什么敢？第一，铁券的效力取决于「谁认」。铁券是太祖赐的，可执行的是地方官；高廉是蔡京一系的人，背后有高俅，他可以不认。第二，柴进的罪名是「指使李逵打死殷天锡」，不是「谋反」；铁券免的是死罪，不是免「杀人」的追责。第三，高廉要的是柴家的庄园，铁券挡了他的财路，他自然要把它说成假的。 这一段最讽刺的地方，是柴进对铁券的迷信。他一生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靠的是「柴大官人」的名头和这块铁；可到了高唐州，名头不管用，铁券也不管用。救他的是梁山，不是太祖。梁山破高唐州，李逵从枯井里把他背出来，他才明白：铁券救不了他，刀可以。 招安之后，柴进做了沧州都统制，又推说风疾辞官，回横海郡为民，最后无疾而终。他一生都在「体制内」和「江湖」之间摇摆：有铁券时靠铁券，铁券失效时靠梁山，招安后又想回体制，最后干脆辞官。丹书铁券的故事告诉他，也告诉读者：在一个人治的衙门里，祖宗的承诺不如现任官员的一句话。 铁券的故事，也是《水浒》对「祖制」的一次冷处理。太祖的承诺，到了高廉这一代，抵不过蔡京的一张条子；柴进的信，抵不过高廉的刑具。

一副雁翎甲，为什么值得时迁专程去东京偷？

呼延灼的连环马，是把战马用铁甲连锁起来，三马一连，三十匹为一队，冲锋时如墙而进，梁山军的刀枪挡不住。汤隆说，破连环马要用钩镰枪，会使钩镰枪的是他表兄徐宁；徐宁是东京金枪班教师，祖传一副雁翎圈金甲，又叫「赛唐猊」，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箭不入。徐宁爱这副甲如命，汤隆便让时迁去偷。 时迁潜入徐宁家，藏在梁上，等徐宁夫妻睡下，把甲连匣子一起偷走。徐宁发现甲丢了，汤隆再以「我知道甲在哪里」为由，把他骗出东京，一路引上梁山。徐宁到山上要甲，宋江还了甲，又把他家眷接来，徐宁只得留下，教梁山军使钩镰枪。钩镰枪专钩马腿，连环马一被钩倒，整队就乱，梁山因此大破呼延灼。 一副甲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它是「诱饵」。徐宁不缺钱、不缺官，唯一舍不下的就是这副祖传甲；偷甲比绑人更有效，因为它让徐宁自己追出来。第二，它是「身份」。雁翎甲是徐宁作为金枪班教师的象征，甲在人在，甲丢人丢。第三，它是「钥匙」。甲把徐宁带上山，徐宁把钩镰枪带上山，钩镰枪破了连环马——一条链子，起点是一副甲。 可甲本身并不能打仗。它刀箭不入，却挡不住徐宁后来的命运：征方腊打杭州，徐宁去哨探，颈上中了药箭，毒发身死。那副让他上山的甲，最后没有救他的命。梁山用一副甲换了一个教头，又用这个教头换了连环马的胜利，最后把这个教头丢在杭州城下——名物的价值，在书里总是这样被换算成人的代价。 偷甲这一回，也是时迁在书里最漂亮的一次活。他不动刀，不杀人，只凭轻功和耐心，就把一个禁军教师请上了梁山。

朴刀、哨棒、禅杖、戒刀，各是什么兵器？

《水浒传》的兵器，几乎和人物一一对应。朴刀是宋代民间常用的长柄刀，刀身较长，柄可双手握，适合步战；林冲在草料场提的是枪，杨志在黄泥冈拿的是朴刀，晁盖七人劫生辰纲也带朴刀。哨棒是防身的木棒，一头粗一头细，不属正式兵器；武松过景阳冈带的就是哨棒，打虎时棒打在树上折断，只好赤手空拳。 禅杖是僧人的法器，也是重兵器。鲁智深的禅杖是浑铁打成的，重六十来斤（有的本子写六十二斤），一头是月牙，一头是铲，能打能铲。戒刀是僧人佩的短刀，武松扮行者后使两口戒刀，鸳鸯楼、蜈蚣岭都用它。禅杖与戒刀，一重一轻，正好对应鲁智深的「力」和武松的「狠」。 还有几样兵器是「绝技」的载体。李逵使两把板斧，斧面宽、分量重，适合乱砍；秦明使狼牙棒，棒头钉满铁钉，靠力气砸；呼延灼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徐宁使钩镰枪，枪头带钩，专钩马腿；张清用飞石，石子藏在锦袋里，出手极快。这些兵器不只是打斗工具，也是人物的「标识」：一提狼牙棒就想到秦明，一提飞石就想到张清。 兵器在书里还承担叙事功能。林冲的枪、武松的戒刀、鲁智深的禅杖，都是人物性格的延伸：枪是禁军教头的正派，戒刀是行者的冷，禅杖是和尚的猛。作者写兵器，往往是在写人；兵器越具体，人物越立得住。 兵器还分「马上」和「步下」。林冲的枪、呼延灼的鞭、秦明的狼牙棒是马上兵器；武松的戒刀、李逵的板斧、时迁的短刀是步下兵器。梁山打仗，马军、步军、水军各有所长，兵器也跟着分。

押司、教头、提辖、都头，这些官到底有多大？

《水浒传》里的人物，出场时大多有一个小官职。宋江是郓城县押司，押司是县衙的吏员，管文书、刑狱，不是官，是「吏」；他在县里有人脉、有实权，可品级极低，升迁无望。林冲、王进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教头是禁军里的武师，教枪棒，不是统兵官；听起来威风，其实没有品级，高俅一句话就能害他。 鲁达是渭州经略府提辖，提辖是州郡的武官，管训练兵士、捕盗、押运，品级不高，但在地方上有实权。武松是阳谷县步兵都头，都头是县里的捕盗头目，管几十个士兵，属于县役，不是朝廷命官。杨志是殿司制使，制使是殿帅府派出的差遣，押运官物；他后来做大名府提辖，也是管押运、练兵。董平是东平府兵马都监，都监是州府的武官，比提辖高，管本州兵马。 这些官职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武职」或「吏职」，在宋代重文轻武的体制里地位不高。押司是吏，教头是武师，提辖、都头是地方武官，都监稍高，也受文官知府节制。宋江的押司身份让他懂衙门规矩，林冲的教头身份让他忍气吞声，武松的都头身份让他相信程序——他们的官职，决定了他们被逼上山的方式。 所以读《水浒》要注意「官」和「吏」的区别。宋江不是官，是吏；林冲不是将，是教头；武松不是官，是役。梁山一百八人里，真正做过朝廷命官的很少，大多是吏、役、武师、降将。这个身份结构，正是「官逼民反」的社会基础：被逼的往往不是大官，是那些离官府最近、又最没有保障的人。 这些官职的品级，书里不写，读者也不必细究；重要的是它们带来的处境：离官府近，离权力远。

「刺配」是什么刑罚，为什么梁山好汉多是配军？

「刺配」是宋代的一种刑罚：先杖脊，再在脸上刺字，然后押送到边远州军服劳役或充军。林冲刺配沧州，武松刺配孟州，宋江刺配江州，朱仝刺配沧州，杨志刺配大名府，卢俊义刺配沙门岛。书里写「刺配」，往往只写「脸上刺了金印」「迭配某州牢城」，读者容易忽略它的分量。 刺配的第一层是「肉刑」。杖脊打多少下，书里常写「二十脊杖」「四十脊杖」，打完皮开肉绽。第二层是「耻辱」。脸上刺字，一辈子洗不掉；宋江在浔阳楼被人认出「配军」，就是因为脸上的金印。第三层是「流放」。配军远离家乡，在牢城营里做苦役，生死由差拨、管营说了算。 梁山好汉为什么多是配军？因为配军是「半路上的人」：他们已经离开原来的身份，又还没有成为罪犯；他们被官府押着走，路上最容易出事。林冲在野猪林差点被董超、薛霸打死，武松在飞云浦反杀解差，宋江在江州被劫法场——都是「押解途中」或「牢城营里」的事。配军身份，让他们离梁山只有一步。 所以「刺配」不只是一个刑罚名词，是梁山人物的「中转站」。一个人被刺配，意味着他已经被体制抛弃，但还没有完全变成贼；他还有机会回体制（如杨志、朱仝），也可能被逼上梁山（如林冲、武松）。梁山收的大多是这种人：脸上有金印，心里还有一点回去的念头。 刺配的路上，往往就是梁山的机会。押解的公人可以被收买，牢城营的差拨可以被买通，配军可以在路上逃走、被杀、被救。梁山的情报网，很多就是从押解路上开始的。刺配的路，也是一条信息的路：谁被押往哪里、谁在牢城营里、谁可以被救，都在这条路上传开。

梁山几万人马，靠什么养活？

梁山的经济来源，书里写得散，但线索清楚。第一桶金是生辰纲：晁盖七人劫了梁中书的十万贯金珠宝贝，上梁山后成了山寨的起家资本。此前王伦时代的梁山，只靠打劫过路客商、抢些小财；生辰纲之后，梁山才有钱养更多的人马、造更多的船。 第二来源是「打庄」「打州府」。打祝家庄，得粮食、金银、马匹；打曾头市，得千里玉狮子马和陷车；打大名府，得梁中书积攒的财宝；打东平府、东昌府，得府库钱粮。每一次大战之后，书里都写「给散众头领，犒赏三军」，说明战利品是梁山的主要收入。 第三来源是「庄主入股」。李应上山，带的是李家庄的家产；柴进上山，带的是柴家的钱粮；卢俊义上山，大名府的产业虽然没了，但卢家的财富也有一部分进了梁山。李应上山后管钱粮，排第十一，天富星，这个位置不是虚的：梁山的账目要靠他这样的庄主来管。 第四来源是「借粮」与「买市」。梁山周边州县的村民，常被梁山「借粮」；第八十二回招安前，宋江在梁山「分金大买市」，把山寨的财物分给百姓、买断市场，既散了财，也买了名声。招安之后，梁山军的粮饷由朝廷调拨，可朝廷常常克扣，陈桥驿斩小卒就是粮饷问题的爆发。 所以梁山的经济，是一条从「抢」到「养」再到「靠朝廷」的线。前期靠劫，中期靠战利品和庄主家产，后期靠朝廷粮饷。这条线越往后越不稳定：抢来的钱花得完，庄主的家产用得尽，朝廷的粮饷靠不住。梁山招安的经济动机，也在这里：几万人马，不能永远靠抢。所以梁山的兴衰，也是一部粮草账。粮草一断，梁山就撑不住；粮草一够，宋江就敢想招安。

书里为什么到处都是「鸟」字？

《水浒传》里「鸟」字极多：「鸟人」「鸟汉」「撮鸟」「鸟乱」「你这厮」「直娘贼」。这个「鸟」在宋元口语里读作 diǎo，是男性生殖器的粗俗说法，用作骂人语。它不是作者随手加的脏字，是当时市井语言的实录；说书人讲英雄故事，人物开口就是这种话，才像活在街头。 「鸟」字也分人。李逵骂得最多，动不动「鸟人」「撮鸟」，因为他不受礼法约束；鲁智深也骂，但骂得豪爽，「洒家」配「鸟」，是和尚的粗；武松骂得少，一开口就是「你这厮」，冷而硬；宋江几乎不骂「鸟」，他说话文绉绉，要维持「及时雨」的体面；杨志骂军汉「你这村鸟」，是军官对下属的呵斥。同一个字，不同的人用，分量不同。 这种语言在明清版本里被删改过。文人整理时，觉得「鸟」太粗，改成「厮」「贼」或者删掉；金圣叹批本也做过润色。所以今天读到的「鸟」字，已经是删改后的残留，原文只会更多。版本越早，口语越重；版本越晚，文言越重。 「鸟」字的意义，不只在骂人。它标记了人物的社会位置：会骂「鸟」的人，多是底层、武人、江湖人；不骂的人，多是吏员、庄主、降将。梁山是一个「鸟」字很密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来自底层。作者不替他们雅化，反而让这些粗话留在纸上，这是《水浒》比其他章回小说更「野」的地方。 还有一个细节：「鸟」在书里也用来骂官府。李逵骂「鸟官」「鸟朝廷」，骂的是整个体制；他骂「鸟人」，骂的是具体的人。同一个字，从人到体制，范围可大可小。这种弹性，正是口语的活力。到了今天，「鸟」字已经不再通行，可它留下的语气还在。

一百单八将的绰号，是按什么规则起出来的？

一百单八人，人人有绰号。宋江是「呼保义」「及时雨」，卢俊义是「玉麒麟」，吴用是「智多星」，公孙胜是「入云龙」；杨志脸上有青记，叫「青面兽」；刘唐鬓边有朱砂记，叫「赤发鬼」；秦明性如烈火，叫「霹雳火」；张清飞石百发百中，叫「没羽箭」；王英个子矮，叫「矮脚虎」；吕方、郭盛一个学吕布，一个学薛仁贵，叫「小温侯」「赛仁贵」。 绰号的来源大致五类。第一类是外貌：青面兽、赤发鬼、矮脚虎、白花蛇、九纹龙。第二类是技能或兵器：没羽箭、双鞭、金枪手、轰天雷、神行太保。第三类是性格：霹雳火、急先锋、拼命三郎、浪子。第四类是职业或出身：船火儿、菜园子、母夜叉、病关索。第五类是借用古人或神怪：小温侯、赛仁贵、混世魔王、立地太岁。 绰号不是随便贴的标签，是人物在江湖上的「品牌」。一个人上山，先报绰号，再报名；绰号比名字好记，也比名字更能说明他是什么人。梁山的座次，也靠绰号来分：天罡地煞的名单上，星名在前，绰号在中，姓名在后，三个层次叠在一起，像一份江湖的花名册。 绰号还有反讽的一面。王英叫「矮脚虎」，虎是猛兽，矮脚却是短板；武松叫「行者」，行者是僧人，可他杀人最多；宋江叫「及时雨」，雨是恩泽，可他最后毒死李逵。绰号越响亮，人物越复杂；读者记住的是绰号，作者写的是绰号背后的裂缝。 绰号的传播，也靠回目和说书。读者可能记不住「地猛星」，但记得「霹雳火」「没羽箭」；一个人物要立住，先要有一个好记的绰号。梁山一百八人，名字可以不记，绰号不能不知。

回目里的动词，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

《水浒传》的回目，动词用得很讲究。林冲是「误入白虎堂」「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一个「误」、一个「闯」、一个「上」，写的是被逼；鲁智深是「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一个「打」、两个「闹」、一个「拔」，写的是主动；武松是「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动词越来越重，写的是升级。 同一个动作，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动词。吴用是「智取」「智赚」「智稳」，一个「智」字贯穿；宋江是「义释」「私放」「三打」「三败」，既有「义」也有「打」；卢俊义是「活捉史文恭」「大战玉田县」，动词偏「战」；李逵是「扯诏」「斧劈」「乔捉鬼」「乔坐衙」，动词偏「闹」。 动词的选择，就是叙述者的评价。林冲「误入」，说明责任不全在他；高俅那边用的是「设计」「陷害」，回目里不写，留给正文。武松「血溅鸳鸯楼」，一个「溅」字，把屠杀写成画面；如果是「怒杀」，就轻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个「拔」字，把力气写成奇观。 所以回目不是内容的摘要，是态度的摘要。读回目时留意动词，能看出作者站在谁那边：他同情林冲，所以用「误」；他欣赏鲁智深，所以用「大闹」；他警惕武松，所以用「血溅」。同一部书，动词一换，人物的位置就变了。 回目动词还有一个特点：多用单音节。打、闹、取、赚、夺、并、释、放、走、上、入、烧、射、捉，一个字就是一个动作。单音节动词有力，适合对仗，也适合说书人念。双音节动词如「智取」「义释」，则是把评价也放进去。

宋江的诗和鲁智深的偈，为什么读起来像两个人写的？

宋江在浔阳楼题的是《西江月》和一首七绝：「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后面四句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鲁智深坐化前念的是偈：「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的诗是文人诗。有词牌，有典故（黄巢），有对仗，有「经史」「权谋」「凌云志」这类书面语。他写的是「我本该做大事业，却落到配军」，气是向外发的，怨是向上指的。黄文炳读出「反意」，正是因为这首诗的野心太明显。 鲁智深的偈是口语偈。没有词牌，没有典故，句子短，像说话：「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他不掩饰自己，也不解释自己；最后一句「今日方知我是我」，是向内收的，认的是自己，不是功名。 两个人物的语言，正好代表《水浒》的两种声音。宋江的声音是「士」的声音：要功名、要清白、要青史留名；鲁智深的声音是「江湖」的声音：不修善果、不怕报应、只认自己。作者把这两种声音放在一头一尾，没有评判，却让读者看出：一个越说越紧，一个越说越松。 语言不只是风格，也是命运。宋江一生都在用文人的语言替自己辩解，最后被文人的规矩（忠义、招安、御酒）收走；鲁智深一生都在用粗人的语言活着，最后用一首粗偈把自己送走。两种语言，两种死法。一个用典，一个不用典；一个向外，一个向内。

梁山好汉互相叫「哥哥」「兄弟」，这两个称呼有什么讲究？

梁山上的称呼，最常用的是「哥哥」和「兄弟」。宋江叫晁盖「哥哥」，晁盖叫宋江「贤弟」；李逵叫宋江「哥哥」，叫得最多、最响；武松叫宋江「哥哥」，也叫鲁智深「哥哥」；林冲叫晁盖「哥哥」，叫宋江「哥哥」。这两个词，几乎代替了姓名。 「哥哥」不是简单的年龄称呼，是梁山权力结构的语言。晁盖时代，晁盖是「哥哥」，众人是「兄弟」，关系是横向的；宋江时代，宋江是「哥哥」，众人还是「兄弟」，关系却慢慢变成纵向的。同一个词，前面的人换了，分量就变了。李逵叫「哥哥」时，是把自己完全交出去；宋江叫「兄弟」时，是在分配位置。 「兄弟」也有分寸。宋江叫卢俊义「员外」，叫关胜「将军」，叫呼延灼「将军」，叫秦明「总管」；对降将，他多用官职，少用「兄弟」。这不是亲疏，是身份：降将带着朝廷的官职上山，宋江要用官职给他们体面，也要用官职提醒他们位置。 招安之后，「哥哥」的称呼渐渐少了。军中称「先锋」「元帅」「将军」，朝廷称「宋江等」，梁山内部的「哥哥」被官场的称谓取代。第一百二十回，李逵临死还叫「哥哥」，宋江叫他「兄弟」，这是全书最后一次用这两个词。称呼一断，梁山就真的散了。 称呼的变化，也写在招安之后。宋江做了先锋，众人叫他「先锋」；卢俊义做了副先锋，众人叫他「副先锋」；朝廷的文书里，他们是「宋江等」。「哥哥」这个词，从梁山的日常语言，变成了回忆里的语言。李逵临死那声「哥哥」，是全书最后一次。「哥哥」是梁山最亲的词，也是最重的词。

书里的宋元白话，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还能读懂大半？

《水浒传》的语言，底子是宋元白话，又经过明代文人的整理。今天读「且说」「却说」「话分两头」「看官听说」，会觉得像说书；读「洒家」「俺」「怎地」「厮」「撮鸟」「直娘贼」，会觉得半懂半不懂；读「你道这人是谁」「有分教」「不在话下」，会觉得这是章回小说的套语。 为什么还能读懂大半？第一，白话的语法和现代汉语差别不大：主谓宾的顺序、常用的虚词、日常的对话，都是相通的。第二，书里的故事靠动作和对话推进，不靠生僻典故；即使有几个词不懂，上下文也能猜出来。第三，现代出版的本子大多做了注释，生僻的方言、官职、名物都有解释。 难懂的部分，主要是三类。一类是方言词：「洒家」是关西和尚的自称，「俺」是北方口语，「鸟」是粗口，「撮鸟」是骂人话。一类是制度词：押司、教头、提辖、都头、刺配、生辰纲，不懂制度就读不懂人物的处境。一类是套语：「有诗为证」「怎见得」「但见」，是说书人的固定句式，跳过也不影响情节。 所以《水浒》的白话，是「半文半白」的白话。它比《三国演义》的文言好懂，比现代小说难懂；它的难，不在字，在制度和风俗。读的时候，遇到「押司」「提辖」这类词，查一下；遇到「鸟」「厮」这类词，知道是粗口就行；遇到「有诗为证」，可以先跳过，回头再看。这样读，大半都能通。 还有一层：书里的白话，是「听得懂」的白话，不是「读得顺」的白话。它原本是说给耳朵听的，句子短、重复多、套语多；今天用眼睛读，会觉得啰嗦。可一旦读出声音，那种说书的节奏就出来了。

叙述者为什么常常跳出来说话？

《水浒传》的叙述者，不是躲在幕后的人。他常常跳出来说：「看官听说」「你道这人是谁」「话分两头」「不在话下」「有分教」「有诗为证」。有时他还替人物解释：「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有时他替读者判断：「可见……」「正是……」。这种叙述方式，来自说书传统。 说书人面对的是听众，不是读者。他要在开讲前交代人物，在情节转折处提醒听众，在一段结束后总结道理。所以《水浒》的叙述者像一个坐在茶馆里的人，一边讲一边评：「看官听说，这宋江……」「你道这武松……」。这种声音，让故事有了「现场感」，也让读者和故事之间多了一层距离。 叙述者的干预有三种作用。第一是「引导」：告诉读者该注意谁、该同情谁。第二是「解释」：遇到制度、方言、法术，叙述者出来说明。第三是「评价」：用「有诗为证」或「正是」给情节定性。三种作用加起来，形成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这种写法在今天看来有些啰嗦，但在章回小说里是必要的。它让复杂的故事情节有一个稳定的声音，也让读者不至于迷路。到了现代小说，叙述者多半退到幕后，让读者自己判断；《水浒》不这样，它要牵着读者的手走。读它的时候，不妨把叙述者当成一个说书人，听他讲，也听他评。 叙述者的声音，也随版本变化。金圣叹批本保留了大量「看官听说」，又加了自己的批语；120回本的叙述者更「客观」一些。读不同版本，会感到叙述者的脾气不同：有的爱评，有的只讲。叙述者的声音，是《水浒》的「底色」，它决定了读者怎么看故事。

《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至今没有定论。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最早提到施耐庵、罗贯中的材料。此后明代的刻本，有的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有的只署罗贯中，有的不署名。金圣叹批本则一口咬定是施耐庵，还把罗贯中说成「续貂」的人。 现代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施耐庵是主作者，罗贯中做过整理；第二种认为罗贯中是主作者，施耐庵是其托名；第三种认为「施耐庵」可能是一个集体创作或书坊的托名，真正的作者难以考证。三种说法都有材料支撑，也都有解释不了的地方。 为什么难定？第一，材料少。元末明初的小说、戏曲，署名惯例与今天不同，「的本」「编次」是什么意思，也有争议。第二，水浒故事是长期累积的：宋江起义在《宋史》里有记载，宋元话本、杂剧里已有水浒故事，施耐庵、罗贯中是在这些材料上做整理和创作，不是从零写起。第三，版本多。不同版本署名不同，内容也不同，作者问题与版本问题缠在一起。 较稳的说法是：《水浒传》不是一个人一次写成的，它有一个从史传到话本、杂剧、小说的累积过程；施耐庵、罗贯中是这个过程里最重要的整理者，但具体谁写了哪些回，无法一一坐实。读的时候，不必把作者当成一个确定的个人，把他当成一个「传统」更合适。 对普通读者来说，作者是谁并不影响阅读。书里的故事、人物、语言，已经自成一体；施耐庵、罗贯中是谁，只是学术问题。可知道「水浒故事是累积的」，会改变读法：不再把每一处矛盾都当成作者的失误，而把它看成不同时代的层叠。

120回本、100回本、70回本，到底差在哪？

今天读到的《水浒传》，主要有三个版本系统。120回本，以明末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为代表，内容包括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最后宋江被毒死。100回本，以容与堂刊本为代表，有招安、征辽、征方腊，没有田虎、王庆两段。70回本，是金圣叹的删改本，他把招安之后的内容全部砍掉，到第七十一回排座次为止，另加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结尾。 三个版本的最大差别，是「招安之后写不写」。120回本和100回本都写招安、写征方腊、写宋江之死；70回本不写，它把梁山最盛的时刻定格在排座次，然后用一个噩梦暗示结局。金圣叹认为招安之后的宋江是「强盗」，不配称忠义，所以一刀砍掉。 第二个差别，是田虎、王庆两段。120回本有这两段，100回本没有。这两段文笔较平，人物重复，学界多认为是后加的；但它们让120回本的结构更完整：征辽、田虎、王庆、方腊，四次大战，一次比一次惨。 第三个差别，是回目和文字。金圣叹对回目、文字做了大量润色，删掉了一些诗词，改了一些粗话；所以70回本的文字更「文人」，120回本更「野」。读的时候，如果想知道梁山全貌，读120回本；如果想看金圣叹的批语和「惊噩梦」，读70回本；如果想看较早的百回结构，读100回本。三个版本不是谁对谁错，是三种读法。 还有一个差别，是「招安」写不写。120回本写招安，也写招安后的惨；70回本不写招安，梁山停在最盛的时候。读120回本，会恨宋江；读70回本，会怀念梁山。版本不同，情绪不同。

征田虎、王庆这两段，是不是后人插进去的？

征田虎、王庆，是120回本才有的两段。田虎据河北，王庆据淮西，宋江奉诏征讨，各写十回左右。100回本没有这两段，招安之后直接征辽、征方腊；120回本把它们插在征辽和征方腊之间，形成「征辽—田虎—王庆—方腊」四段。 为什么多认为是后加？第一，文笔。田虎、王庆两段的文字明显平一些，人物多而杂，情节重复，缺少前七十回的生动。第二，人物。这两段新出现的人物，如乔道清、马灵、琼英、孙安、卞祥，大多只在这两段里有戏，前后不呼应。第三，结构。征辽和征方腊是水浒故事的传统内容，田虎、王庆在较早的版本里没有；它们插在中间，像后来补上的。 但「后加」不等于「无价值」。田虎、王庆两段补足了梁山军「招安后连年征战」的过程，也让一些人物有了结局：张清娶琼英，乔道清归顺，孙安、卞祥战死。它们还把「法术」这条线写得更足：乔道清与公孙胜斗法，是全书法术戏的高潮之一。 所以读120回本时，可以把田虎、王庆当成「外插」的两段：它们不是施耐庵的原笔，但它们是《水浒》传播史的一部分。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把这两段的粗糙当成全书的水平，也不会因为它们「后加」就整段跳过。 还有一个证据：人物名单。120回本的一百八人，有些是在田虎、王庆两段里补出来的；100回本的一百八人，名单略有不同。插入两段，也插入了新人，座次和结局都要跟着调整。这说明120回本的编者在做「加法」时，没有完全顾及前面的结构。所以读120回本，最好知道哪里是「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