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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
天罡三十六员 · 第 14 回登场
别名 智多星
上山 | 主动投奔 |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 第15回七星聚义取生辰纲,事发随晁盖上山,第20回尊晁盖时坐定
结局 | 自尽 |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底本 | 座次星名绰号:第七十一回石碣原文;上山:底本正文逐回(上山回与事由均可回原文复核);结局:第119回宋江上表「谨录存殁人数」+ 第120回收尾
结局回目 | 第 120 回
晁盖七人劫了生辰纲,投奔梁山。寨主王伦表面接风,心里怕这伙人势大,先拿五十两银子和两匹纻丝要打发他们走。林冲当场变色——他上山时也被王伦用「投名状」为难过,憋了一肚子气。吴用看在眼里,席散后对晁盖说「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又用话去激林冲:「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次日送行,吴用一句「只恐林教头不肯放」把火点着,林冲一把揪住王伦,骂他「量这等酸儒,怎做山寨之主」,一刀结果了性命。 为什么动手的是林冲?因为只有他有资格。王伦是寨主,杜迁、宋万、朱贵都是他的旧人;晁盖一伙是客人,客杀主,梁山从此没有规矩。林冲是旧头领,又是被王伦用投名状刁难过的旧头领,他杀王伦,名义上是「清寨」,不是「夺寨」。吴用把刀递到他手里,自己始终站在客人位置上,事后又带头尊晁盖,把「谁杀」和「谁得利」分得干干净净。 王伦是否该死?书里没有把他写成大恶人。他收留林冲时索投名状,是山寨自保的规矩;他不肯收晁盖,是看出七人势大、自己压不住。他的问题是「量小」,不是残暴。可在梁山的逻辑里,量小就是死罪——一个不敢收人的寨主,挡了山寨做大的路。林冲骂的那句「酸儒」,骂的是他的格局,不是他的品行。 这一回是梁山权力的第一次更替,也定下了此后更替的模板:动手的人承担道义风险,谋划的人收获实际权力,被推翻的人被写成「格局不够」。后来宋江上梁山、晁盖死后继位、石碣排座次,都能看到第十九回的影子。吴用在这一回没有杀一个人,却从此成了梁山真正不可替代的人。
大名府梁中书为岳父蔡京备下十万贯金珠宝贝做生辰纲,派杨志押送。杨志知道路上不太平,要求把礼物装成担子、扮作客商、不走大路、不许歇息,梁中书都答应了,却塞进一个老都管和两个虞候。一路天热,军汉挑担辛苦,老都管又摆架子,杨志只会打骂,队伍人心离散。到了黄泥冈,晁盖七人扮作贩枣客人,白胜挑酒上冈,军汉口渴买酒,杨志拦不住,喝下蒙汗药酒,十万贯生辰纲被劫。 若只问「谁失了纲」,答案当然是杨志。他是押送官,货在他手上丢的,他自己也认:「如今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他甚至想跳崖自尽。可若问「谁该负责任」,梁中书至少分一半。生辰纲是「不义之财」,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本来就没有正当性;梁中书派杨志押送,却不给他真正的人事权,老都管是蔡夫人的人,虞候是梁中书的人,杨志一个配军出身的提辖,管不动他们。 晁盖、吴用这一边当然也有责任,但那是「劫」的责任,不是「失」的责任。吴用的计并不算天衣无缝:蒙汗药下在酒里,靠的是天热、靠的是军汉口渴、靠的是杨志与老都管的矛盾。如果杨志能压住队伍,不买那桶酒,计策就落空。所以黄泥冈上真正决定成败的,不是药,是人心——杨志不得人心,梁中书的人也不服他。 杨志的悲剧在于他太想靠这一趟差事翻身。他是杨家将后人,失陷花石纲丢了官,卖刀杀了牛二,刺配大名府,梁中书提拔他做提辖,他把生辰纲当成重回体制的唯一机会。结果越小心越孤立,越打骂越没人听。失陷之后他不上梁山,先去落草二龙山;梁山后来收他,收的是一个已经被体制抛弃两次的人。责任在谁?在梁中书的不义,在杨志的孤立,也在那个把「差事」看得比「人」重的规矩。
事情的起因很小:时迁在祝家店偷了一只报晓鸡,被祝家庄人拿住,杨雄、石秀来梁山求救。宋江要立威,点兵下山。一打祝家庄,先锋直进,被盘陀路绕住,伏兵四起,折了些人马;二打时扈三娘出战,单捉王英,又擒了秦明、邓飞,宋江只好退兵。直到三打,孙立、孙新以登州兵马提辖的身份投祝家庄做内应,吴用又用双掌连环计,里应外合,才破了庄。 前两次失败,表面是武力不够,实际是情报不够。祝家庄不是一座孤庄,它与扈家庄、李家庄结盟,庄内有盘陀路、有烽火台、有陷坑,外来人进去就迷路。宋江第一次连路都没摸清就进兵,等于把队伍送进迷宫。第二次虽然知道要打,却仍没有内应,扈三娘的飞刀、祝氏三兄弟的配合,都在梁山之上。 吴用的连环计核心不是「打」,是「进去」。孙立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师兄弟,借这层关系带家眷入庄,名义上是助拳,实际是卧底。孙立还故意在阵前擒了石秀,取得祝家信任。这套安排要的是时间与身份,不是勇猛。前两次梁山缺的正是这个:能进庄的人、能传信的人、能在里面开门的人。 所以三打祝家庄是一次从「硬攻」到「渗透」的转变。它也是梁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团作战:祝、扈、李三庄的联盟被拆散,李应被骗上山,扈三娘被擒后嫁给王英,祝家满门被灭。宋江在这一次里得到的不是一座庄子,是「梁山可以打州府」的信心;吴用得到的则是此后反复使用的模板——先找内应,再谈攻城。 值得注意的是,祝家庄并不是被梁山「打败」的,是被自己的盟友体系拆散的。李应中立、扈家庄求和、孙立反水,祝朝奉最后只剩一座孤庄。吴用真正打的不是庄墙,是庄与庄之间的信任;等祝家庄发现援兵不会来,盘陀路再险也已经没有意义。
第六十回,晁盖亲征曾头市,夜袭时中了埋伏,一支箭正中面颊,箭杆上刻着「史文恭」三字。抬回梁山,毒已入骨,众头领守在帐前。晁盖临终转头看着宋江嘱付:「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说完瞑目而死。宋江哭得发昏,众头领扶他出来主事。 这句话常被读成晁盖对宋江的托付,其实更像一道限制。按梁山此前的惯例,寨主死了,副寨主继位;晁盖偏不直说「宋江接位」,而是把位子挂在一个条件上——谁捉得射死我的人,谁做寨主。这个条件把宋江挡在外面:宋江是文面小吏,武艺平常,不可能亲自阵前捉将。晁盖要的不是复仇,是不让宋江顺理成章地接手。 宋江后来怎么破这个局?他没有自己去捉史文恭,而是把卢俊义赚上梁山,让卢俊义在曾头市阵上活捉史文恭。卢俊义是外人,初来乍到,不敢坐第一位,力让宋江。于是遗言的条件被满足了,位子还是宋江的。吴用在其中穿针引线,众头领再一劝,程序走得干干净净——晁盖的限制,反而成了宋江「让位」表演的道具。 晁盖为什么防宋江?书里没有明写,但路线分歧是看得见的:晁盖主张「替天行道」、与官府不两立;宋江一上山就想着招安,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晁盖临终那句「贤弟保重」,语气是亲的;后半句的条件,意思却是冷的。他知道自己一死,没人拦得住宋江,只能用一句遗言拖一拖。拖了八回,还是没拖住。 还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晁盖中箭后,是「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宋江「亲手敷贴药饵」。他尽了人事,也做足了姿态。遗言一出,他哭得发昏,却很快被吴用、公孙胜劝出来主事。梁山的权力交接没有流血,靠的正是这种「哭完就办事」的默契;晁盖的遗言再硬,也硬不过一套已经运转起来的山寨秩序。
宋江要解晁盖遗言,盯上了北京大名府的卢俊义。吴用扮作算命先生,带李逵进城,到卢府门口高声念「命里有百日血光之灾」。卢俊义把他请进去,吴用算了一卦,说他「不出百日,必有血光之灾,除非去东南方一千里之外,方可免难」,又留下四句卦歌,教他写在壁上。卦歌是藏头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四句首字连读,正是「卢俊义反」。 卢俊义信了。他带着管家李固往东南避灾,路过梁山泊,被梁山好汉轮番诱战,最后裹上山。宋江留他住了月余,放李固先回。李固回去后与卢俊义的妻子贾氏勾搭,拿壁上那首藏头诗告发卢俊义「反」,卢俊义回家即被拿下,下死牢。梁山再打大名府,才把他救出来。 这个骗局并不高明,成功靠的是卢俊义的性格。第一,他信命,一个走江湖的算命先生几句话就让他抛家舍业出远门。第二,他骄傲,吴用故意说「员外这命,目下有不测之灾」,他偏要证明自己能化解。第三,他身边有李固这样一个早已不安分的管家,吴用算准了「留诗在壁、留主在外」的时间差。反诗是引信,李固是火药。 最荒诞的一层是:卢俊义本人从无反心。他到大名府受审时还在辩「这诗是算命先生留下的」,可壁上字是他的笔迹,人证物证俱全。梁山救他,他反倒成了「被官府逼反」的人。吴用这一计的高明,不在于让卢俊义信了命,而在于让官府信了诗;一首藏头诗,既骗了当事人,也骗了审判者,最后把大名府的首富变成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 卢俊义上山后,大名府的产业、妻子、管家全没了;他换来的是一把交椅和一个「玉麒麟」的名号。这笔账书里没有替他算,读者却很难不算。他后来在曾头市活捉史文恭、在征辽征方腊里做副统帅,始终像一个被推着走的人——从算命先生进门那天起,他就没有真正自己选过路。
卢俊义、石秀被关在大名府死牢,梁山要救,硬攻城池代价太大。吴用定的计是等元宵:大名府有灯会,城门夜开,人流混杂,守军松懈。时迁提前混进城,藏身翠云楼,约定二更放火为号;城外梁山人馬分路埋伏,火起即攻。到了元宵夜,时迁在翠云楼上放起火来,城中大乱,守军救火,梁山好汉里应外合,破了城门,救出卢俊义、石秀。 为什么是时迁?他是鼓上蚤,轻功好、会潜伏、会开锁,最适合做「先进去、藏起来、放信号」的人。梁山能打的人多,能无声无息进城的少。吴用的计里,时迁不是主角,是钥匙:没有他,城外的兵再多也进不去;有了他,一座城的注意力被一处火头牵住,城门就开了。 翠云楼放火这一手,还借了元宵节的空间。灯会时满城都是灯笼、人流、焰火,一处失火不容易被立刻认定为敌袭,守军第一反应是救火、疏散,不是闭城搜捕。时迁选的时间、地点、信号方式,都踩在城市的节庆节奏上。这也是吴用用计的惯常路数:不打城墙,打城墙里的人心与秩序。 这一回也写出了时迁的处境。他本事极大,排座次却只在地煞倒数第二——因为偷鸡摸狗在梁山的主流价值里不算「好汉」。可大名府这一夜,没有他的那把火,卢俊义就救不出来,梁山的第二把交椅就空着。功与位的不对等,正是梁山这套「忠义」秩序的另一面:最关键的活,常常由最不被看重的人干。 时迁盗甲、火烧翠云楼、偷鸡,三件事都写在「偷」上。梁山的正面战场靠关胜、林冲,暗线却一次次靠这个贼。吴用用他,宋江防他,排座次压他,作者却在关键回目里把功劳记给他。这种「用得着又看不起」的态度,不只是时迁一个人的处境,也是梁山对一切不上台面的手段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