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祝家庄，前两次为什么都失败？

事情的起因很小：时迁在祝家店偷了一只报晓鸡，被祝家庄人拿住，杨雄、石秀来梁山求救。宋江要立威，点兵下山。一打祝家庄，先锋直进，被盘陀路绕住，伏兵四起，折了些人马；二打时扈三娘出战，单捉王英，又擒了秦明、邓飞，宋江只好退兵。直到三打，孙立、孙新以登州兵马提辖的身份投祝家庄做内应，吴用又用双掌连环计，里应外合，才破了庄。 前两次失败，表面是武力不够，实际是情报不够。祝家庄不是一座孤庄，它与扈家庄、李家庄结盟，庄内有盘陀路、有烽火台、有陷坑，外来人进去就迷路。宋江第一次连路都没摸清就进兵，等于把队伍送进迷宫。第二次虽然知道要打，却仍没有内应，扈三娘的飞刀、祝氏三兄弟的配合，都在梁山之上。 吴用的连环计核心不是「打」，是「进去」。孙立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师兄弟，借这层关系带家眷入庄，名义上是助拳，实际是卧底。孙立还故意在阵前擒了石秀，取得祝家信任。这套安排要的是时间与身份，不是勇猛。前两次梁山缺的正是这个：能进庄的人、能传信的人、能在里面开门的人。 所以三打祝家庄是一次从「硬攻」到「渗透」的转变。它也是梁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团作战：祝、扈、李三庄的联盟被拆散，李应被骗上山，扈三娘被擒后嫁给王英，祝家满门被灭。宋江在这一次里得到的不是一座庄子，是「梁山可以打州府」的信心；吴用得到的则是此后反复使用的模板——先找内应，再谈攻城。 值得注意的是，祝家庄并不是被梁山「打败」的，是被自己的盟友体系拆散的。李应中立、扈家庄求和、孙立反水，祝朝奉最后只剩一座孤庄。吴用真正打的不是庄墙，是庄与庄之间的信任；等祝家庄发现援兵不会来，盘陀路再险也已经没有意义。

李应本是李家庄庄主，为什么也被骗上了梁山？

李应是独龙冈李家庄庄主，绰号扑天雕，与祝家庄、扈家庄结成三庄联盟。时迁偷鸡被祝家庄拿住，杨雄、石秀来找李应帮忙；李应两次修书给祝朝奉要人，祝家不给，还射了他一箭。李应从此与祝家庄翻脸，但也只是中立，并不想上梁山。 宋江三打祝家庄时，李应坐视不救。祝家庄破后，宋江派人请李应上山，李应不肯；吴用就命人假扮知府，以「通贼」为名把李应捉走，半路又让梁山好汉「劫」下，连他的家眷、财产一并送上山。李应到了梁山，见庄院已空、家小已在此，才知道自己被算计了，「目睁口呆，言语不得」，只得入伙。 李应为什么被骗？因为他有钱、有粮、有庄院，是梁山最需要的「后勤」。梁山几万人马，打仗靠头领，吃饭靠钱粮；李应上山后管的是钱粮金帛，排第十一，天富星。这个位置不是白给的，是他的家产换来的。 李应的结局是梁山旧将里少有的「善终」。招安后他推说风瘫，纳还官诰，回到独龙冈，与杜兴一起做富豪。他上山时家产被吞，下山时又做回了庄主，中间这一场大梦，像是被梁山借去用了几年。作者没有让他报仇，也没有让他感恩，只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大概是梁山一百八人里最像「被借走又还回来」的一个人。 李应的家产最后成了梁山的军资。他上山时「目睁口呆」，上山后却把账目管得清楚；这不是认同，是一个庄主对自己家业最后的体面。梁山用他的钱养兵，他用梁山的账房保住一点旧日身份。后来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大名府，钱粮多出自李应这样的庄主；他的上山，是梁山从「抢」转向「养」的一步。

「官逼民反」这四个字，真的能解释所有人的上山吗？

「官逼民反」是后世给《水浒传》贴得最顺的一个标签。林冲被高俅设计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又遭陆谦火烧草料场，确实是被官逼到雪夜上梁山；武松告状不准、飞云浦被追杀，也是被官府一步步推上去的；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说到底是不肯吃官司、没人送饭。这几个人上应这个标签。 可把一百八人的上山路径排开，情形就复杂了。秦明是被宋江派人假扮他烧杀，慕容知府杀了他全家，断了他的归路；朱仝是李逵劈死小衙内，让他无法向沧州知府交代；徐宁是时迁盗了雁翎甲、家眷被接上山；李应是家产被吞、被假知府捉走；卢俊义是被一首藏头诗告发。这五个人的「反」，不是官逼的，是梁山逼的。 还有一类是自身犯事：晁盖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杀牛二，都是先有罪、后有逃。时迁偷鸡、白胜卖酒，更是市井小人物被卷进大事件。他们的上山，与「官」的关系远，与「江湖」的关系近。 所以「官逼民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张覆盖全书的网。它解释了林冲、武松这条最动人的线，却解释不了梁山自己如何用同样的手段逼人上山。作者没有把这条线藏起来，反而让宋江亲口说「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这句话让「官逼民反」四个字有了阴影：逼人的不只官府，也有那个替天行道的山寨。 若一定要给全书找一个共同点，或许不是「被谁逼」，而是「都回不去了」。林冲回不了东京，武松回不了阳谷，宋江回不了郓城，卢俊义回不了大名府。梁山收的，是一群没有退路的人；至于退路是谁断的，官、梁山还是自己，各人不同。

梁山几万人马，靠什么养活？

梁山的经济来源，书里写得散，但线索清楚。第一桶金是生辰纲：晁盖七人劫了梁中书的十万贯金珠宝贝，上梁山后成了山寨的起家资本。此前王伦时代的梁山，只靠打劫过路客商、抢些小财；生辰纲之后，梁山才有钱养更多的人马、造更多的船。 第二来源是「打庄」「打州府」。打祝家庄，得粮食、金银、马匹；打曾头市，得千里玉狮子马和陷车；打大名府，得梁中书积攒的财宝；打东平府、东昌府，得府库钱粮。每一次大战之后，书里都写「给散众头领，犒赏三军」，说明战利品是梁山的主要收入。 第三来源是「庄主入股」。李应上山，带的是李家庄的家产；柴进上山，带的是柴家的钱粮；卢俊义上山，大名府的产业虽然没了，但卢家的财富也有一部分进了梁山。李应上山后管钱粮，排第十一，天富星，这个位置不是虚的：梁山的账目要靠他这样的庄主来管。 第四来源是「借粮」与「买市」。梁山周边州县的村民，常被梁山「借粮」；第八十二回招安前，宋江在梁山「分金大买市」，把山寨的财物分给百姓、买断市场，既散了财，也买了名声。招安之后，梁山军的粮饷由朝廷调拨，可朝廷常常克扣，陈桥驿斩小卒就是粮饷问题的爆发。 所以梁山的经济，是一条从「抢」到「养」再到「靠朝廷」的线。前期靠劫，中期靠战利品和庄主家产，后期靠朝廷粮饷。这条线越往后越不稳定：抢来的钱花得完，庄主的家产用得尽，朝廷的粮饷靠不住。梁山招安的经济动机，也在这里：几万人马，不能永远靠抢。所以梁山的兴衰，也是一部粮草账。粮草一断，梁山就撑不住；粮草一够，宋江就敢想招安。

招安之后，为什么有人善终，有人惨死？

招安之后，一百八人的结局分几类。第一类是惨死：宋江、卢俊义被毒，李逵陪死，吴用、花荣自缢，秦明、张清、董平、徐宁、张顺等战死。第二类是善终：朱仝做到太平军节度使，呼延灼做到御营指挥使，关胜做大名府总管，柴进、李应、戴宗、阮小七辞官归乡。第三类是出走：燕青、李俊、童威、童猛不愿恩赐，于路上去。 为什么有人善终，有人惨死？第一，威胁大小。宋江、卢俊义是梁山首领，手下有人望，朝廷最忌惮；朱仝、呼延灼、关胜是降将或中层，威胁小，朝廷愿意用。第二，靠山有无。呼延灼是呼延赞之后，关胜是关羽之后，朱仝在保定府有军功，都有身份；宋江、卢俊义是草寇出身，没有根基。第三，辞官早晚。柴进、李应、戴宗、阮小七看透了，早早辞官；宋江、卢俊义还想做官，最后死在官位上。 还有一个因素：作者的态度。书里对宋江、卢俊义的死写得很细，对朱仝、呼延灼的善终只写几句；这说明作者更关心「忠义」的失败，不太关心「善终」的成功。惨死的人有名字、有台词、有诗；善终的人只有一句「后随刘光世破金，做到太平军节度使」。 所以招安后的结局，不完全是「朝廷害人」，也是「选择」的结果。有人选择留下，有人选择走；有人有靠山，有人没有；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梁山一百八人，招安之后就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百八个单独的官；每个人的结局，取决于他自己的位置和选择。 善终的人，书里写得少；惨死的人，书里写得多。这不是偶然，是作者的选择：他要写的是「忠义」的失败，不是「做官」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