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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
朝廷 · 第 2 回登场
结局回目 ｜ 第 120 回
第二回从东京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写起：高俅姓高排行第二，踢得好脚气球，因帮闲被告，几经辗转进了驸马王晋卿府，又被端王看中。端王即位为徽宗，高俅不到半年做到殿帅府太尉，上任第一天点卯，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未到，高俅便记起旧仇——王进之父王升当年一棒打翻过他——逼得王进携母连夜私走延安府。这条线看似闲笔，却把全书的人物接续起来：王进在史家村收史进为徒，史进引出鲁达，鲁达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杨志，杨志引出生辰纲，生辰纲引出晁盖、宋江。 金圣叹批《水浒》把这段称作「乱自上作」，意思是一百八人的「反」不是从下面长出来的，而是从高俅这样的权贵开始腐烂。高俅没有战功、没有科举，只凭一脚球和揣摩上意做到太尉；他一上任就挟私报复一个教头，这个朝廷的用人规则已经不必再解释。王进病假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俅需要一个立威的对象，而王进恰好没有靠山。 另一种读法是把高俅看作结构上的「楔子」，而非单纯的道德靶子。第一回刚写完洪太尉误走一百单八个魔君，第二回立刻写一个真实可感的恶人；天界放出的魔星与人间养出的权奸并置，读者的第一反应不是「妖魔作乱」，而是「这样的人居然掌兵」。宿命框架在这里被具体的衙门规矩压住了，魔星尚未出场，人间的逼害已经先开了头。 所以高俅放在前面，既是对「官逼民反」的因果交代，也是一次叙事排序：先写权力如何被滥用，再写被滥用的人如何一个个被推出体制。王进选择走延安府、不落草，林冲选择忍、忍到风雪山神庙，鲁达选择当场打，三条路在第二回之后陆续展开，高俅正是那个把三条路都逼出来的人。
王进出场时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父亲王升也曾是教头，当年一棒打翻过高俅。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第一日点卯便要拿王进出气；王进看出「俺如何与他争得」，回家与母亲商议，当夜收拾行李，母子二人往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路上经过华阴县史家村，母亲病倒，王进在史太公庄上住了下来，顺手教史进十八般武艺，半年后史进武艺大进，王进才继续西去。 他为什么不落草？第一层是身份：王进是体制内的武官，有本事、有旧交、有可投的边帅，延安府是老种经略相公的驻地，那里需要用得着教头的人。落草对他是降级，不是出路。第二层是时间：王进出事在第二回，此时梁山还没有形成，王伦尚在，晁盖未聚义，江湖上没有一个现成的「梁山」可去。第三层是性格：王进的处理方式是「走」，不争、不告、不报仇，这与后来林冲的「忍」、鲁达的「打」正好分成三条路。 王进这条线最值得留意的是它的「不完整」。他教完史进就走了，此后再无交代，既没有战功，也没有结局。作者用他开了一个头，却不肯给他收尾，好像故意留一个「走出体制之后能去哪里」的问号。史进后来焚庄出走、上少华山、再上梁山，走的正是王进没有走的那条路；徒弟替师父把江湖走完了，师父本人却消失在去延安府的路上。 所以王进不是「没来得及上梁山」，而是作者安排的对照组。同样是被高俅所害，王进有边帅可投，林冲没有；王进走得早，林冲忍得久；王进不带仇恨，林冲带着整条命案。梁山后来收的都是「走不掉」的人，王进是少数走掉了的，他的存在让「逼上梁山」四个字不至于变成一句没有例外的口号。
第七回，高衙内在岳庙调戏林冲妻子，被林冲扳过肩来认出是本管太尉的干儿子，手先软了。此后高衙内相思成病，陆谦、富安替高俅设计：先使人卖一口宝刀给林冲，再以「太尉要看这口刀」为名，把林冲骗进殿帅府，一路引到白虎堂前。白虎堂是商议军机大事的所在，带刀入内即是死罪；林冲进门抬头看见「白虎节堂」四字，刚要转身，高俅已经出现，喝令拿下。 这个圈套之所以成立，不在设计多精巧，而在林冲的身份与性格。他是殿帅府教头，太尉差人传唤，他没有不去之理；他爱刀，见了好刀忍不住买；他讲规矩，到了堂前还想着「须是太尉呼唤，不敢不进」。高俅要的也不是「林冲行刺」这个事实，而是一个可以写进案卷的程序：持利刃、入节堂、有刀为证。至于刀是谁卖的、谁传的话，案卷里不必有。 另一种读法会把责任分一部分给林冲的「忍」。此前高衙内调戏他妻子，他认出对方身份后先自手软；陆谦骗他出去喝酒，他去了；卖刀的人一说是「祖上留下」，他就信了。每一步他都选择了不把事情闹大，而对方每一步都在把事情做大。忍让在正常秩序里是美德，在一个已经被高俅控制的衙门里，忍让就是配合。 白虎堂这一场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看上去完全合法。林冲没有造反，没有行贿，没有杀人，只是拿着刀走进了一间他不该进的屋子；高俅也没有动私刑，而是当堂喝令，押去开封府勘理。程序走完了，林冲刺配沧州。后面野猪林、草料场的一连串追杀，都从这一次「合法」的构陷开始；梁山上的林冲，其实是白虎堂里就已经被判了死刑、只是晚了几年执行的那个人。
第七十五回，朝廷第一次正式招安。蔡京举荐陈宗善做招安使，高俅派张干办、李虞候随行监视。陈太尉带着十瓶御酒和诏书到梁山，诏书里的条件很苛刻，大意是「赦免尔等，须要拆毁山寨、交出宋江」；张干办、李虞候一路作威作福，先得罪了梁山接人的头领。阮小七撑船接御酒，故意把船弄翻，御酒落水，换成村酿；到了忠义堂，李逵又从梁上跳下来，扯碎诏书，骂钦差。招安就此作罢。 谈崩是必然的。第一，诏书没有诚意：只赦「胁从」，要拿宋江一人，等于让梁山自己交出首领。第二，使者没有分寸：陈宗善软弱，张干办、李虞候傲慢，一个压不住场面，一个专门点火。第三，梁山内部没有共识：宋江、吴用想招安，李逵、阮小七、刘唐这些人不想，御酒被换、诏书被扯，都是内部主战派在破坏。 宋江在这一回里很尴尬。他是真心想招安，却管不住自己的兄弟；他让阮小七去接御酒，本意是给水军头领一个体面，结果阮小七把御酒倒了。他责备李逵，也只是「你这厮怎敢如此」，没有重罚。吴用更冷静，他早就说过「朝廷诏书，必是哄俺」，对招安并不热心。梁山对招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 所以第一次招安不是「意外失败」，是各方都在试探。朝廷想用一纸诏书拆散梁山，梁山想用一次受招安抬高身价，主战派想用一次闹场把路堵死。三方都不肯先让步，御酒和诏书只是表面文章。此后童贯、高俅两次征剿都被打败，朝廷才肯换一个真正带诚意的宿元景来——第二次招安的门，是梁山用刀打开的。 诏书被扯碎的那一刻，陈宗善捡起碎片的手是抖的。他回京复命，只说「梁山贼寇扯诏毁谤」，蔡京大怒，主战派得了势。一次本可以谈的招安，就这样被双方一起推到了战场上；而梁山也因此多死了许多人，才等来第二次诏书。
高俅亲统十节度使并水军征梁山，造海鳅船，声势很大。梁山一败高俅于陆路，二败于水军，三败时张顺潜水凿漏海鳅船，高俅落水被擒，押上梁山。宋江没有杀他，反而盛情款待，请他代为奏请招安；高俅满口答应，回京后却把此事压下。真正打通关节的是燕青：他随宋江到东京，通过李师师见到徽宗，当面陈说梁山愿受招安、童贯高俅隐瞒军情。徽宗这才知道实情，派宿元景赍诏招安。 为什么打胜了反而能谈成？因为招安从来不是「求」来的，是「打」出来的。第一次招安，朝廷只肯赦胁从、要宋江；梁山没有还手之力，诏书就是施舍。三败高俅之后，朝廷知道这支人马剿不动，招安才从「恩赐」变成「收编」。宿元景带来的诏书，条件比陈宗善那次宽得多：不拆山寨、不交首领，全伙受招安。 高俅这条线也很关键。宋江捉住高俅却不杀，是想留一条通往朝廷的路；高俅答应奏请，回京却食言。宋江的「义」在这里碰了壁：他以为放人一马能换来善意，对方只把这场款待当成脱身的台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高俅，是李师师和宿元景——一个能直达徽宗，一个肯在朝堂上说话。梁山的招安，最后走的是枕头和奏章两条路，不是战场。 所以招安的成功，恰恰证明了梁山此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他们打高俅、打童贯，却始终给徽宗留着「圣君被蒙蔽」的位置；燕青见徽宗，说的也是「奸臣当道，我等愿为国出力」。这套说法给了朝廷台阶，也给了梁山体面。可它同时埋下了结局：一个被招安的集团，从此把命运交给了那个它打不赢、也不肯真正反抗的朝廷。
第七十一回排完座次，宋江在忠义堂上立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随后几次对众头领说的话，意思都差不多：我等暂居水泊，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为国家出力，青史留名。第八十二回全伙受招安，他率一百单八人下山，焚毁山寨、散尽钱粮，等于把退路全部烧掉。到第一百二十回，他喝下御酒里的慢药，临死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招安这条线，从头到尾不是别人逼他的。 第一层动机是身份。宋江上山前是郓城县押司，一个体制内的吏员，不是林冲、武松那样被体制碾过的人。他杀阎婆惜是失手，题反诗是牢骚，上梁山是被劫法场救出来的；他心里始终觉得自己「本不该在这里」。招安对他不是投降，是回家。 第二层动机是出路。梁山几万人马，靠打劫州府、抢粮度日，不可能长久。宋江看得清楚：要么被剿灭，要么被收编。他不肯做方腊，也不肯做田虎，他要的是把「贼」的身份洗成「官」的身份，让兄弟们有个善终。这个算计并不糊涂，只是他高估了朝廷的信用。 第三层是「忠义」这两个字。晁盖在世时，聚义厅讲的是「义」；晁盖一死，宋江改成忠义堂，把「忠」放在「义」前面。这一改，兄弟之间的横向关系就变成了对朝廷的纵向关系。招安是这一改的必然结果：既然忠在义上，那么接受招安就是「全忠」，拒绝招安就是「不忠」。 反面的证据也在书里。李逵扯诏、阮小七倒御酒、鲁智深说「招安不济事」，梁山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宋江不是不知道，但他把「忠义之名」看得比兄弟的意愿更重。所以招安既是给兄弟找出路，也是他给自己找归宿；两条线缠在一起，最后把所有人一起带进了征方腊的死人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