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三败高俅之后，为什么招安反而谈成了？

高俅亲统十节度使并水军征梁山，造海鳅船，声势很大。梁山一败高俅于陆路，二败于水军，三败时张顺潜水凿漏海鳅船，高俅落水被擒，押上梁山。宋江没有杀他，反而盛情款待，请他代为奏请招安；高俅满口答应，回京后却把此事压下。真正打通关节的是燕青：他随宋江到东京，通过李师师见到徽宗，当面陈说梁山愿受招安、童贯高俅隐瞒军情。徽宗这才知道实情，派宿元景赍诏招安。 为什么打胜了反而能谈成？因为招安从来不是「求」来的，是「打」出来的。第一次招安，朝廷只肯赦胁从、要宋江；梁山没有还手之力，诏书就是施舍。三败高俅之后，朝廷知道这支人马剿不动，招安才从「恩赐」变成「收编」。宿元景带来的诏书，条件比陈宗善那次宽得多：不拆山寨、不交首领，全伙受招安。 高俅这条线也很关键。宋江捉住高俅却不杀，是想留一条通往朝廷的路；高俅答应奏请，回京却食言。宋江的「义」在这里碰了壁：他以为放人一马能换来善意，对方只把这场款待当成脱身的台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高俅，是李师师和宿元景——一个能直达徽宗，一个肯在朝堂上说话。梁山的招安，最后走的是枕头和奏章两条路，不是战场。 所以招安的成功，恰恰证明了梁山此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他们打高俅、打童贯，却始终给徽宗留着「圣君被蒙蔽」的位置；燕青见徽宗，说的也是「奸臣当道，我等愿为国出力」。这套说法给了朝廷台阶，也给了梁山体面。可它同时埋下了结局：一个被招安的集团，从此把命运交给了那个它打不赢、也不肯真正反抗的朝廷。

宋江为什么执意要招安，甚至不惜赌上整个梁山？

第七十一回排完座次，宋江在忠义堂上立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随后几次对众头领说的话，意思都差不多：我等暂居水泊，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为国家出力，青史留名。第八十二回全伙受招安，他率一百单八人下山，焚毁山寨、散尽钱粮，等于把退路全部烧掉。到第一百二十回，他喝下御酒里的慢药，临死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招安这条线，从头到尾不是别人逼他的。 第一层动机是身份。宋江上山前是郓城县押司，一个体制内的吏员，不是林冲、武松那样被体制碾过的人。他杀阎婆惜是失手，题反诗是牢骚，上梁山是被劫法场救出来的；他心里始终觉得自己「本不该在这里」。招安对他不是投降，是回家。 第二层动机是出路。梁山几万人马，靠打劫州府、抢粮度日，不可能长久。宋江看得清楚：要么被剿灭，要么被收编。他不肯做方腊，也不肯做田虎，他要的是把「贼」的身份洗成「官」的身份，让兄弟们有个善终。这个算计并不糊涂，只是他高估了朝廷的信用。 第三层是「忠义」这两个字。晁盖在世时，聚义厅讲的是「义」；晁盖一死，宋江改成忠义堂，把「忠」放在「义」前面。这一改，兄弟之间的横向关系就变成了对朝廷的纵向关系。招安是这一改的必然结果：既然忠在义上，那么接受招安就是「全忠」，拒绝招安就是「不忠」。 反面的证据也在书里。李逵扯诏、阮小七倒御酒、鲁智深说「招安不济事」，梁山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宋江不是不知道，但他把「忠义之名」看得比兄弟的意愿更重。所以招安既是给兄弟找出路，也是他给自己找归宿；两条线缠在一起，最后把所有人一起带进了征方腊的死人堆。

「替天行道」到底替谁行道？

第七十一回排座次，忠义堂前立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梁山自创，宋元话本里的强人常打这类旗号；可在这部书里，它被宋江赋予了很具体的含义：天是天子，道是忠义，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问题在于，梁山「行」的是什么道。打祝家庄，为的是抢粮、立威；打高唐州，为的是救柴进；打大名府，为的是救卢俊义；打州府、杀官吏、放粮仓，都算「行道」。可这些行动里，有多少是为百姓，有多少是为山寨的生存？祝家庄满门被灭、扈家庄一门老幼被杀、大名府元宵一场火，百姓死伤不在少数。旗帜上的「道」，落到地上常常是粮草与地盘。 招安之后，「替天行道」的含义彻底变了。梁山军替朝廷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打的都是「反贼」；旗还是那面旗，道却换成了朝廷的道。第一百二十回宋江临死还念着「忠义」二字，可朝廷给他的庙号是「靖忠」，给他毒酒的是蔡京、高俅、杨戬。旗上的天，最后收了旗的人。 所以「替天行道」是一句可以被各方借用的口号。晁盖用它聚人，宋江用它换招安，朝廷用它收编梁山，读者用它给梁山辩护。它越响亮，越显得空；可它又不是完全空的——林冲雪夜上梁山、武松血溅鸳鸯楼，那些具体的冤屈，确实需要一个说法。旗帜的作用，就是把这些说法收拢成四个字。 把「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并排看，会发现它们其实在互相拆台：替天行道需要反抗，忠义双全要求服从。梁山把两个口号同时挂在忠义堂上，等于把「反」和「忠」同时写进旗号。招安就是这两个口号打架的结果，忠赢了，道输了。

受招安之后，梁山军到底归谁指挥？

第八十二回宿元景赍诏招安，梁山全伙下山，一百单八人「尽入官军」。可招安之后，梁山军并不是归宋江随意调遣。朝廷给的名义是「奉诏破辽」「奉诏讨田虎」「奉诏讨王庆」「奉诏讨方腊」，每一次出兵都要有诏书；宋江的身份是「先锋」，卢俊义是「副先锋」，上面还有招讨使、经略相公、枢密院。 节制关系大致分三层。第一层是皇帝与朝臣：徽宗下诏，蔡京、童贯、高俅掌枢密院，决定发兵、粮饷、赏罚。第二层是主帅：征辽时归宿元景一系的招讨使节制，征方腊时归张叔夜、刘光世等节制；宋江只是前锋，不是主帅。第三层是梁山内部：宋江以「哥哥」的身份管一百八人，可这个身份在官军编制里没有正式名分。 这套安排埋了两个问题。第一，粮饷受制于人。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朝廷犒赏被克扣，小卒怒杀厢官，宋江挥泪斩小卒——这就是「归谁管」的直接后果。第二，功劳受制于人。梁山军打赢了，功劳要经枢密院、经童贯高俅的手；他们不打，功劳就归别人；他们打了，又怕梁山坐大。 所以招安之后的梁山军，是一支「有编制、无根基」的军队。它听朝廷的，朝廷不信任它；它听宋江的，宋江没有正式名分；它替朝廷打仗，朝廷克扣它的粮饷。征方腊十损七八，不只是方腊能打，也是这套编制让梁山军没有补充、没有退路。招安给了他们一个名分，没给他们一个后方。 招安后的第一次出征是征辽，梁山军打得很顺，几乎没有折损；这不是因为辽国弱，是因为朝廷还需要他们。等到方腊打完，梁山的利用价值没了，朝廷的态度就变了。

招安这个结局，历代读者为什么争得那么厉害？

招安是《水浒传》最大的争议点。明代容与堂本的评点，对宋江多有批评，认为他「假仁假义」；李贽一派的评点，则肯定宋江「忠义」，认为招安是「改邪归正」。金圣叹更激烈，直接把招安之后砍掉，骂宋江是「强盗」。现代读者也分两派：一派认为招安是梁山唯一的出路，一派认为招安是投降，害死了大多数兄弟。 争的是什么？第一，争「忠义」的定义。宋江认为接受招安是「全忠」，是替兄弟洗白身份；反对者认为，梁山已经用「替天行道」立了旗，再去接受一个腐败朝廷的招安，是背叛「义」。第二，争「出路」。梁山几万人马，不招安能撑多久？招安至少给了官职，可官职又保不住命。第三，争「宋江的动机」。他是真心为兄弟，还是为自己功名？书里两种证据都有：他放高俅、求宿元景，是为招安；他毒李逵，是为「忠义之名」。 争议之所以大，是因为作者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写招安成功，也写招安后的惨死；他写宋江的忠，也写宋江的算计；他写朝廷的恶，也写梁山的暴力。读者站在哪一边，都能在书里找到证据。 所以招安不是一个「对错题」，是一个「结构题」。它把梁山从「江湖」拉进「朝廷」，把「义」变成「忠」，把「兄弟」变成「将佐」。招安之后，梁山的结局就已经写好：不是被朝廷杀，就是被朝廷用。争了一百年，争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不肯彻底反抗的集团，能不能有好下场。 还有一个维度：读者的时代。明代读者看招安，想的是「忠义」；清代读者看招安，想的是「盗贼」；现代读者看招安，想的是「投降」。同一个情节，时代一变，评价就变。

梁山的「替天行道」和儒家的「忠义」，是一回事吗？

「替天行道」是梁山的旗号，「忠义」是梁山的堂名。两个词看上去很近，其实来源不同。「替天行道」更像江湖的口号：天不代表朝廷，道不代表君臣；它说的是「朝廷不做的事，我们来做」。「忠义」是儒家的伦理：忠是对君，义是对兄弟；它说的是「对上有忠，对下有义」。 宋江把两个词合在一起，挂成「忠义堂」。这一合，合出了矛盾。替天行道要求梁山站在朝廷的对立面，忠义要求梁山站在朝廷的下面；一个要「反」，一个要「顺」。晁盖时代，梁山讲的是「聚义」，只讲义，不讲忠，所以能跟朝廷硬抗；宋江时代，梁山讲「忠义」，忠在义前，所以只能招安。 招安就是这场矛盾的结果。宋江用「忠」压住了「义」：既然要忠君，就不能反朝廷；既然要义气，就不能丢下兄弟。两边都要，只能接受招安，把「反」变成「顺」，把「兄弟」变成「将佐」。可招安之后，「替天行道」的旗还挂着，「忠义」的堂还在，两个词却都空了：天成了徽宗，道成了诏书。 所以「替天行道」和「忠义」不是一回事，是两个传统被硬拧在一起。江湖的「义」讲横向的兄弟，儒家的「忠」讲纵向的君臣；宋江想同时做「及时雨」和「忠臣」，最后两个都做不成。梁山的悲剧，不只是招安的悲剧，也是这两个词打架的悲剧。 从「聚义厅」到「忠义堂」，改的就是这两个词的位置。聚义厅里，「义」是主；忠义堂上，「忠」是主。位置一换，梁山的命运就定了。宋江想两个都做，最后两个都没做成；忠义堂上的香火，供的是两个打架的词。忠与义，终究不是一个字。